原文标题与链接：Evangelism and Social Action: A Tale of Two Trajectories

翻译：刘立君

当代的福音派特别容易认为，我们最后终于发现了一些具有惊天动地效果、 范式转变能量的真理；这些真理因基督教的无知而被隐藏了两千年。另一方面，我们当中那些不新奇的人会称之为一些真正远古、甚至使徒时期教义或实践的重新恢复。然而，粗略回顾历史长廊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些所谓的发现或恢复充其量是孤陋寡闻所致。很可能我们以为是崭新的发现早就被奥古斯丁后的神学家详细描述过，或早就在十六个世纪前就已被定为异端。我们所称之为的恢复，并没有我们期望它有的历史地位。或许因为历史先例稀缺，或许因为倡导这些观点的并不是在神学上我们想与之为伍的。如果伯拉纠（否认原罪说）、索西尼（持神体一位论）和芬尼都同意你的观点，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是错的，但它应该让你感到不安。

当前仍一贯宣称有“发现”或“恢复”的福音派团体，是那些相信教会的使命应该包括社会正义及关爱穷人，而不仅仅是传福音和门徒训练的人。尽管振臂高呼人们关注社会正义和穷人并不代表他们一定属于我上面概述的两个极端模式之一，但他们会相当有意识地去呼吁福音派要改变，去重新校正调整我们的使命— 即，要么做新的东西，要么去恢复一些我们已经失去的、老的东西。因此，他们也属于我们前面所谈到的。

社会运动与教会使命：并不陌生的话题

你不用回溯历史太久就会发现这个话题并不陌生。事实上，有关这个话题的辩论是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福音派关于传福音及教会使命话题的中心。亚瑟.约翰斯顿（Arthur Johnston） 在《为世界福音而战》（The Battle For World Evangelism,丁道尔出版社 1978）一书中有充分的论证。

约翰斯顿是到法国的宣教士，法国独立福音派教会联盟的创始人，后来成为三一福音神学院世界福音宣教分院的主席。 他在此著作中"集中讲述了三个主题"(17)。首先，他"试图展示，与20世纪早期的‘社会福音’，1938年马德拉斯的‘更大的福音’，及这十年来（即70年代）的‘全面福音’相比，真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 (17)。第二，约翰斯顿提出，1966年在柏林举行的世界福音大会代表了福音自新约以来的连续性"(18)。换句话说，约翰斯顿认为福音派这次对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福音大会的初步回应既符合圣经、又和历史上福音派一脉相承。 第三，约翰斯顿检视了“1974年瑞士洛桑举办的世界福音大会”。他对里面涉及的“教会使命的新理解”特别关切。从历史上来看，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约翰斯顿担心对教会使命的重新定义会将使教会偏离历来传福音的重心，进而不仅削弱全球传福音，也削弱福音事工在社会及政治领域上的影响"(18-19)。

约翰斯顿列出的这三个主题看似互相并不关联，但你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两个运动的轨迹：一个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另一个是福音派运动。约翰斯顿认为，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议程真正开始于1910 年的爱丁堡，然后在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世教联/WCC)的支持和主导下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继续发展。另一方面，福音派的轨迹始于1966年的柏林福音大会，并进一步发展到1974年瑞士洛桑世界福音大会。其持续的工作由洛桑世界福音委员会-LCWE（原名洛桑继续委员会）继续推动。

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行程

约翰斯顿认为，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标志着与历史福音派的严重分离，并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行程，该行程在失落了福音不久就达到了顶峰。约翰斯顿认为那些1910 年爱丁堡会议的领导者们用更宽松、更现代的观点来看待圣经的默示，他们采用了更具包容性的神学平台，并对“进程神学及（跨神学信仰的）融合”(46)持开放的态度。根据约翰斯顿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的各种体制的表现形式中，普世教会合一运动追求"更大的福音"和"全面福音"，最终导致它完全丧失了福音真意。随着时间推移，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拥抱日益明显的普世救恩论，导致传福音被理解成为只是去宣告每个人已经都有的救恩，也导致社会所关注的事物在教会使命中占了主导地位。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轨迹是怎样从一点走到另一点的，而是它的拥护者们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福音和教会的使命。我们来看看一些圣公会人士在1949年瑞士博赛福音大会上所主张的报告：

（福音）所面对的是与世界文化及社会的结构和状况的一场真正交锋。在彼此合作与让步中，这场交锋演化出了表达基督信仰的新词汇，也演化出了对圣经解读历史、人生意义及教会作为共同体的先知见证。.....我们的目的不是为教会得人，而是为‘在世界上顺服'而得人。教会要以化身在世界的方式进入世界的生活。(101-102)

抛开里面古旧的词语，这个报告听起来很像当代一个关于教会宣教的思考，除了它后面提到这些圣公会人士并不重视传福音，即口头向人宣扬福音。反之，他们更愿意为"世界上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给出答案 (102)。

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显著特征就是其渴望"更大"的福音，即有一个‘全面 ’的福音-不仅解决人的灵魂问题，还解决身体需要；不仅是针对每个个体，还针对整个社会结构。这个“大”和“全面”的福音所解释的救恩不仅仅是在天堂永恒的生命，还包含"在地上的平安"(117)。因此"使命"就要理解为不仅是去宣扬，还要理解为"参与"(176); 根据这新的“更大的”福音，教会的使命就不仅是传福音和门徒训练，还应该包括解决结构性不公正、关心穷人、及把从神来的平安带给社会上每一位。

然而，普世运动所传讲的福音跟圣经里一点也不像。 根据约翰斯顿的看法，该运动关于传福音及宣教的神学是基于对圣经默示的低派观点以及受卡尔·巴特启发出的道成肉身的普救论。这种普救论认为所有人都已经与神和好，最后都将得救。这样的话，传福音单单就是邀请人去体验和认识到他们已经拥有的。人的迷失，远非定义为被上帝定罪，而是被重新定义为"不能参与祂地上的产业"(117)。

简单来说，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轨迹偏离了教会严守的传福音和门徒训练的使命，并把社会关注事物也提高为教会使命中同等重要的基本构成；它不再向人讲述关于基督的好消息，而是代之以没有实质的普世化的冒牌福音。

福音派运动的行程

福音派运动是作为对普世合一运动发展的一个回应而出现的。当1961年，国际宣教协会（其神学如上所述）于新德里被正式纳入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时，福音派基督徒开始制定计划，以便有统一答案来应对这个彻底妥协了福音真意的普世教会运动。经过几年的规划，1966年柏林的世界福音大会向世界推出了统一的福音派对教会使命的异象，以此来对抗普世派。柏林大会的发言人们有力地表达了福音派针对圣经的权威、布道的实质是将关于基督的好消息宣扬出来、上帝对罪人审判的事实、及人需要悔改并相信基督才能得救等重要神学观点。

然而柏林大会未能充分地解决一个重要课题: 即世教联关于‘使命’的重新定义。约翰斯顿写到，“1966柏林大会对世教联神学家们重新定义的‘使命’一词也很挣扎。‘使命’主要变成了对社会的重组，而‘传福音’主要变成为要达到这一成果的途径"(176)。柏林大会的一些主持人涉及到这一问题，但作为大会整体并没有发表一个统一的决定性的回应。因此，"1974年的洛桑大会将再次面对这个问题，并试图把非福音派的‘深刻见解’也融合进福音派的神学里。1969年的明尼阿波利斯的地区大会，正处在越战冲突及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冲突之中，所以也因柏林大会对这一问题的空白而未能对世教联对使命的新定义做出辨别”(176)。

现在我们介绍约翰·斯托得。他在1974年洛桑大会上做了关于圣经学习的开幕讲演，他是《洛桑信约》的主要作者，并主导了洛桑对世教联教会使命新定义的回应。当在1966年的柏林大会上，斯托得劝告福音派人士要爱、服事、并认同他们所传福音的对象，不过，他并不认为爱这种行为是"与传福音的教会的使命不可或缺的伙伴"(302)。相反，"在1966年柏林大会， 他坚决主张大使命经文的累积重点是传道、作见证、及训练门徒"，因此，"人们可以从他的阐述中得出结论，就是教会的使命'唯独就是传道、领人归主、和教导'"(301-302)。

但在1974 年的洛桑，斯托得的布道神学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转折。在他“布道工作的圣经根基”的开幕词中，斯托得解释了他与柏林时期所信奉的很不同的新观点：

今天，我会表达与以往不同的观点。就是不仅仅大使命包含教训新的门徒遵守所有耶稣所吩咐过的(太28: 20)，(原文如此)而且社会责任也属于耶稣所吩咐过的事情之中。我现在更清楚地看到，不仅仅大使命的后果，而且大使命本身都在传福音责任之外包括了社会责任–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否则我们就犯有歪曲耶稣的话的罪。 (302)

斯托得在下一年校园团契出版社出版的书《基督教在现代社会的使命》中做了如下类似的表述：

这使得我看到有第三种方式来陈述传福音和社会行动的关系，并且我相信这是真正符合基督信仰的，即社会行动是传福音的一个伙伴。作为伙伴，两者彼此相属但又相互独立。两个彼此肩并肩但又自立完整。一个不是达到另一个的方法，也不是另一方的表现。每一个的目的在自身。两者都是真诚的爱的表达。就如1967年基尔的圣公会全国会议所说的 '传福音和富有怜悯慈爱的服事都属于神的使命'。(第2.20段) (27）

你好像觉得这听起来像是普世合一运动一方对使命的定义，事实确是如此。在他的整个演讲中，斯托得多处引用了近期普世派的福音大会所产生的观点作为他的新思维的来源。 他还明确承认世教联运动所带来的教会使命的定义是一个新的“发展”，并且他觉得“没有理由我们要抵制”它(301)。

换句话说，斯托得采用了普世方基于普救论神学所定义的使命，并试图把它移植到福音派的土壤上。应该指出的是，斯托得把他的观点看作是根深蒂固的福音派和极端的普世合一派的融合(参见他的《基督教在现代世界的使命》15-21页)。然而在把社会行动提升到与传福音平等伙伴关系的地位时，他直接采用了普世派已经阐述了几十年的必要前提。

洛桑信约里有斯托得对使命重新定义的一些痕迹，虽然它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传福音和社会行动在教会使命中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例如在第六点“教会与传福音”中，信约写到： ”在教会牺牲的事奉中，传福音是首要的“(373)。在这里，信约在区分历史福音派所理解的教会使命与斯托得自己所定义的不同之处。传福音仍然是"首要的"，但教会的使命解释为"牺牲的事奉"。按照斯托得的解释，耶稣的事工是“事奉”全人的，所以教会”牺牲的事奉“自然包括社会行动和关心穷人(302)。

虽然洛桑信约并没明显地嵌入斯托得所重新定义的使命，洛桑继续委员会却这么做了：“委员会投票决定，我们的根是基于新界定的教会的使命，乃是传福音和社会责任”(344)。因此，通过洛桑继续委员会 (后改名洛桑世界宣教委员会)的不断努力，洛桑会议的传奇已经变成为追求"全面的福音"，跟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一样 (347-350)。

双行相汇

于是两个轨迹相汇。那个新的、更大的、全面的福音不只是普世派的口号的，也变成了全球统一联盟的福音派的集体认同与承诺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运动在神学上仍然是互相对立的:普世派拒绝圣经的绝对无误论，且只认可其相对的权威，福音派对这两点都绝对的认可；普世派普遍化并偏离福音，福音派总的来说，在捍卫和宣扬关于基督的福音及信靠基督才得救恩的必要性。

然而使命是不可能那么容易与神学隔离的。例如，约翰·斯托得在他《基督教在现代世界的使命》中写道:

看情况而论，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永恒的归宿是最紧迫的事，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没有基督的人会走向灭亡。但一定会有其他时候，一个人的物质需要是如此紧迫，以致我们即便向他传，他也不能听到神的福音。(28)

毫无疑问，这里斯托得主要讲的一点是我们要有同情心去考虑人身体上的需要。但他真的想要说，有的时候一个人的物质需要比他与神和好的需要更加迫切吗? 如果是这样，我会认为斯托得采用了一个大大有别于圣经的诊断人类问题的方法。这个例子表明，一个人在采纳教会使命的新定义之前会先采纳全新的方法来评量人的问题及上帝对该问题的方案。[2] 也就是说，一个人不会采用教会使命的新定义，除非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新的神学。

在约翰·斯托得的领导下，洛桑会议确实重申了一些基础性的福音派教义，但在它采用了普世派对教会使命的新定义的情况下，它在福音派神学里插入了相异的、不一致的元素。在关键的教会使命问题上，两派汇集融合了，并且这种融合的回声继续回荡在福音运动中：

“道成肉身的事工”。“全面传福音”。“向整人宣扬全备的福音”。“行公义并传扬恩典”。“把神的平安带给地上”。

我们前面听过这些教会使命的定义。但是我们能知道它们来自何方，又去向哪里，以及是什么样的神学在驱动它们吗？

¹反思普世教会合一派对教会使命定义的发展及福音派在洛桑运动中对此新定义的采用，David Hesselgrave得了类似的结论：“总得来说，普世派在二十世纪初所走的路，与福音派在二十一世纪初所走的，明显有相似之处”(“我们会改正爱丁堡的错误吗？ 从历史角度看明日使命”，《美西南神学期刊》，Vol49, No.2,[2007]:134).

² 更多关于用圣经之外的方法来诊断人类的问题的危险性，请阅读乔纳森.李曼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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