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所著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出版四年后，英国浸信会联会（British Baptist Union）开始关注大西洋彼岸美好的发展前景。不过，他们的关注点更加具体。他们对十九世纪美国社会的构成并不感兴趣，而对美国浸信会内部如何运作颇感兴趣。因此，1835年3月12日，本着不亚于托克维尔的探索精神，两位德高望重的英国牧师弗朗西斯·奥古斯都·考克斯（Francis Augustus Cox）和詹姆斯·霍比（James Hoby）组成了英国浸信会联会官方代表团，从利物浦启程前往纽约。他们所受的托付非常明确，那就是要“了解有关美国基督徒，特别是我们自己宗派基督徒的情况，努力与我们在遥远国度的弟兄们建立更紧密的情感和友谊，并与“三年大会”（Triennial Convention，美南浸信会的前身——译注）进行有代表性的交流和拜访他们的教会。”（47 页）他们确实做到了！
第二年，《论美国的浸信会：英国浸信会联会赴美国和加拿大代表团记述》（ The Baptists In America: A Narrative of the Deputation From the Baptist Union in Englan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出版了。这本长达 476 页的教会历史巨著立场客观，或者说作者不遗余力地让读者相信：“我们并不想尝试用笼统的措辞或漂亮的区分来回答这个经常在国外被问到并在国内一直重复的问题，即‘你们对美国有何看法？’我们将努力提供一个忠实而客观的描述，让每一位读者都能猜到我们的想法，并建立自己正确的判断。”（12 页）
浸信会的属灵兴盛和资源充足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393 页）例如，霍比和考克斯经常惊讶于教堂建筑的宽敞，以及早晚聚会（清教徒教会均有上午敬拜聚会和下午/晚上的祷告聚会，两者都是全教会的聚会——译注）时参与人数之多，并且人数仍在不断增长。（25 页、81 页、91 页、128 页、231 页、249 页、339 页）这些基督徒并不是出于勉强或例行公事地聚集在一起。相反，浸信会基督徒对聚集在一起充满热情，当他们自己教会的牧师因故无法讲道时，他们就会前往另一间浸信会聚会，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43 页）因此，当考克斯和霍比观察到 19 世纪美国浸信会往往会“自我拆分”时，他们大大感到惊讶，不过这一点也最吸引他们！
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Lowell），他们称之为“友好退出”（a friendly withdrawment）或“自愿拆分”（voluntarily divide）。（140 页）在纽约的奥尔巴尼（Albany），他们称为“友好分开”（amicable separation）（323页），这带来了永久性的“友好拆分”（amicable division）。（325 页）在这当中没有分歧，甚至不包含“友好”分歧的意思，也就是说，这种拆分不是分裂性的，而完全是战略性的。
考克斯和霍比惊讶地发现，这些和平拆分正是这些教会原本的计划。十九世纪的美国浸信会反复制定并成功地执行了“一个慷慨、舍己、恩慈的计划”，即通过拆分成员来倍增教会。正如他们所解释的，当教会有目的地“打发”（dismiss）一些成员时，就会带来和平的拆分，这样“一间新教会成立了，并且会与那些成员所脱离的教会保持友好关系。从这间教会中又可以再产生出一间教会，直到四、五间教会，甚至更多教会相继倍增，这多么令人欣慰啊。”（141 页）
根据考克斯和霍比的描述，这种友好拆分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而且方式新颖。1831 年 9 月，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第一浸信会通过“打发”七十名成员出去，在同一城市建立了第二浸信会。
同样，在纽约的奥尔巴尼，也有两间教会，考克斯和霍比将其称为珍珠街的“旧/第一”教会和“新/第二”教会。有趣的是，恰恰是旧教会的成员和资深牧师受了差派去组建新教会。（326 页）
在波士顿有七间浸信会。他们指出：“第二间教会于 1743 年成立，距今已有 92 年，当时只有六名成员。从那时起，到最后一间教会成立之前，该市已经成立了四间新教会，在该市附近也成立了许多新教会；其中大部分教会都有成员是从第二间教会‘打发’去的。”（396 页）
然而，有一些案例是相反的。不是一间教会差派成员组建了多间教会，而是几间不同教会差派成员来支持一间植堂。匹兹堡的情况就是这样，“从第一和第三教会的友好联欢中诞生出了在纽约阿勒格尼（Alleghany）的新植堂教会，这间教会由从匹兹堡打发来的人所组成。”（261-262 页）北方浸信会（North Baptist Church）是波士顿的第七间教会，祂也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不仅有 59 名来自第二教会的成员，还有“几名原本就是从别的教会受差派出来的成员，出于想参与植堂的愿望”而加入了第七教会。（396 页）
在纽约市，奥利弗街的教会感到不得不派出“相当多的”成员，不仅为了植堂，也是为了“加强孱弱的教会”——复兴濒临消亡的教会。
此外，考克斯和霍比也观察到了宗派层面上的友好拆分，他们对此也极为感兴趣。他们看到浸信会联会（Baptist associations，美国浸信会非常喜欢成立这种联会）会打发一些成员教会去成立另一个联会。例如，1804 年在缅因州佩诺布斯科特（Penobscot）的鲍丁汉联会（Bowdoinham Association）“认为拆分能够提高效率。因此，肯尼贝克河以东，以及西岸边上的教会被“打发”了出去。1805 年，这些教会与新近组织起来的其他教会一起组成了林肯联会（Lincoln Association），该联会在 1806 年的年会上只有 21 间教会和 1,151 名成员。”（356 页）东缅因州联会（Eastern Maine Association）也是如此，分为汉考克联会和华盛顿联会。（357 页）
所以，考克斯和霍比所描绘的绝对不是那种凄惨的争闹，而是一幅基督教中美好的合一图景——我们可以称之为“合一地友好拆分”，它同时具有“合一”和“分开”这两个重要特点。
显然，这种通过拆分植堂的方法是出于自愿。教会并没有“驱逐”会众的想法。事实上，关于奥尔巴尼第一教会的“拆分”，考克斯和霍比说是“所倡议的拆分”（很可能由领袖们倡议），这表明，就领袖们而言，这一冒险需要经过充分讨论，只有在所有相关各方都同意之后才能尝试。（326 页；强调部分由作者标明）
他们后来谈到“那些（包括成员在内）选择追求这个新益处的人是如何受差派的”。（326 页）因此，成员们并没有感觉到压力，最终也不是在领袖的压力下被迫离开（尽管有时出于实际原因，例如住得离教会太远，确实应该鼓励成员离开）。
其次，拆分植堂是一项团队工作，需要全体会众积极参与。在奥尔巴尼，考克斯和霍比强调了“教会的 122 名成员如何与他们的牧师以及会众中的几位弟兄联合起来，他们通过慷慨无私的合作，为教会推进基督国度的努力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331 页）此外，记住，通过友好拆分植堂的工作甚至可能涉及不止一间教会的基督徒彼此合作。（396 页）
大使命
是什么引导教会以和平拆分的方式植堂？可以引用每个植堂参与者的目标——大使命，作为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例如，奥尔巴尼的“第一间/旧教会”打算通过他们的植堂来“扩大教会”——也就是普世教会。那么，这些新教会能够很高兴地报告说，他们在该地区“推动了真理和圣洁的事业”——更不用说，他们也（也许不那么重要）“拓展了自己的影响力，（并）扩大了浸信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325 页，330 页）
匹兹堡的第一和第三教会希望在阿勒格尼植堂，因为“这个小镇正在迅速发展”，那里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需要教会。（262 页）同样，纽约市奥利弗街的教会派出基督徒“传扬福音”（439 页）；同样，洛厄尔的第一浸信会出于对“普通服事”的热爱而派出基督徒，使其“得以扩散”。（140 页）
但所有的宣教士和植堂者都会给出这个理由，不管他们用了什么方式植堂。可是为什么要特别选择以友好拆分的方式植堂呢？
人数过多
尽管我们希望星期天早上有尽可能多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来到教会，但也有教会过于拥挤的情况。教会人数达到什么数字就显得过于拥挤是相对的。但其产生的影响却不是相对的。
最明显的是对团契关系的负面影响。也许座位会成为争论点，从而分散听道的注意力。过度拥挤也会带来安全隐患，因此考克斯和霍比得出结论，如果纽约的教会不能扩建其建筑，要么“这些教会将会变得拥挤不堪，要么他们就要像其他教会那样，拆分和倍增”。（439 页）所以，出乎意料的是，有时与你们教会成员分离是爱他们的一种表现。
圣灵的印证
和平拆分是通过耐心地祷告，并且只有在教会感觉到主确实乐意让他们以这种方式植堂之后，才作出的决定。正如考克斯和霍比在波士顿观察到的那样，“鲍德温的地方教会似乎深信，当世界充满不敬虔，当他们身边成千上万的罪人在罪中灭亡的时候，他们却安于现状，坐视不管是错的”。（396 页）同样，据奥尔巴尼的第一教会报告，教会成员是“在这一信念下，顺服我们所认为的庄严职责的迫切要求”（331 页）而接受差派出去的。
谦卑
当我们思考考克斯和霍比在《记述》中对这一实践的描述时，我们很难忘记这样一个印象：和平拆分极其谦卑，它要求我们至少抵制两种形式的骄傲，这两种骄傲会导致教会聚集人群。
首先是出于虚荣心的骄傲，或者说是一种控制欲，希望自己在别人看起来是理想的、成功的、令人羡慕的。虽然我们不敢论断大型教会的领导层一定会受这种虚荣动机所驱使——毕竟，谦卑意味着我们应当以极大的善意揣测他人，但我们不能否认现实中的虚荣诱惑。在一个把规模大等同于成功的世界里，虚荣很容易诱使牧师或教会贪恋更多的成员。
虚荣加上自私的骄傲，就会产生更可怕的不义。虚荣和自私会让牧师和教会不顾他人，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虚荣。
即使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样的做法智慧可行，但这种骄傲还是会阻碍和平拆分。自私会让“拥挤不堪”的教会轻视拥挤带来的困难，罔顾人数过多可能带来的伤害，继续聚集在一起。归根结底，按照考克斯和霍比令人不寒而栗的说法，也许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那些“仅仅因为自私而抱紧在一起”的教会，而不是用爱。（140 页）
毫无疑问，一间教会要放弃它的一些成员，甚至放弃他们的牧师，这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然而，为了振兴其他地方濒临消亡的教会而这样做，就表明派遣教会摆脱了对人数和他人看法的偶像崇拜。更重要的是，当派遣教会的成员把他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时，派遣教会就会得到反映出基督形象的祝福。
智慧
考克斯和霍比用无可辩驳的论述表明，和平拆分并不适合所有人。正如奥尔巴尼的第一教会所发现的那样，友好拆分毕竟是有风险的。由于对牧养他们多年的牧师很有感情，“许多会众与他一起开始新的事业”（326 页）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那些离开旧教会的人主要是“教会中较为富有和显赫的那群人”。在他们离开后，原教会的财务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们感到“深深的沮丧和谦卑”，事后他们认为虽然拆分“是一种义务，但如果我们预见到拆分会使我们陷入如此软弱无力境地的话，我们几乎不敢承担这项义务”。（327 页）
然而，他们的遗憾表明，他们认为重新考虑和平拆分的计划是明智和谦卑的，因为这样做会使原教会的财务状况岌岌可危。此外，可预见的风险也许正是促使奥尔巴尼的一些人留在第一教会的原因——“更多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出于选择”。（326 页）因此，智慧有时会强烈反对友好拆分，尽管这个想法乍看之下似乎非常美好。难怪考克斯和霍比把这种形式的植堂描述为“如此微妙和重要的交易”。（325 页）
牺牲
然而，智慧无法改良这种“交易”中的关系成本。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和平拆分从根本上说是痛苦的。奥尔巴尼的第一教会承认了这一点，他们在写给哈得逊河联会（Hudson River Association）的信中讲述了他们在拆分过程中所经历的情感波动（326页）：
当分离的时刻真正到来时，遗憾和焦虑的情绪被激发了出来，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完全预料到这一点，而那些从教会建立之初就与教会有关系......并在教会存在整个过程中以强烈的关爱关注着教会的利益日益增长的人却最能感受到这一点。虽然我们不能不为成为‘两个教会’的前景而欢欣鼓舞，但我们清楚地记得我们人数稀少、资源稀缺的时候；当我们回顾主带领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时，我们感受到要和由于长期陪伴而心心相印的人分离是多么痛苦。”这也许就是这项事业最令人警醒的地方。教会的资金和其他物质资源可以替代，但挚爱的教会成员不可替代。事实上，和平拆分为宣教提供了一种切实的舍己之道。
频繁地用这种激进的方式植堂，这着实令人惊讶。考克斯和霍比根据观察认为事实上通过拆分来植堂并不特别，而是浸信会的标准做法。他们坚持认为，“这个流程是美国的特色”（140 页），“它如此有趣，如此特点鲜明……以至于我们无法说服自己忽略它”。（325 页）
显然，今非昔比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能把这种形式的植堂称为“激进”，正是因为这个想法在现代人听来非常奇特。然而，植堂方式的优劣不应根据其受欢迎程度来判断。事实上，也不应根据其历史性来判断。曾经常见的事物并不会仅因为过去受欢迎而再度流行。
然而，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这两位作者希望他们的记述在他们英国同胞中所能引起共鸣的事物，即一种效仿美好事物的开放态度，一种在自己的宣教剧目中乐意将其加入的意愿。
考克斯和霍比谦虚地承认，“美国教会并非完全没有纷争、分裂和嫉妒”，我们很可能会同意这一点。毕竟，这个认识在今天仍然适用。然而，即使承认这一点，我们也要努力推进他们的后一种情感：“但有无数证据表明，教会可以拆分，也会兴旺，而且这样的方式既有利于个人福祉，也有利于整体利益”。（393 页）
长期以来，美国教会的故事一直是要么拆分要么消亡（divide-or-die）。因此，也许我们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充分考虑过拆分并兴旺（divide-and-prosper）？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Divide and Prosper: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Church-Planting by "Peaceable Di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