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一群中上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白人、男性、来自北美的基督徒站出来宣称普世教会需要一个“不加调整的福音”（Unadjusted Gospel）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有人会说，这是一种傲慢的宣告，暴露了一种无知而绝望的企图，即固守过去，而后现代已将我们脚下的智识阵地改变得面目全非。[2] 此外，因着全球基督教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指数式增长，这些古板的西方教会领袖和他们所代表的基督徒群体已经无关紧要。[3] 换句话说，许多人会说，这种“西方、白人的福音”需要调整，否则就会过时。
美国亚裔福音派教会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美国亚裔福音派教会与“共同致力福音”（Together for the Gospel）或“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等团体有着许多共同的核心神学信念。另一方面，与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第一长老会或华盛顿特区国会山浸信会等教会相比，许多在美国亚裔教会服事的美国亚裔基督徒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美国亚裔教会是否也需要一个“不加调整”的福音？
近年来，一些美国亚裔神学家对福音进行了重大调整。他们的比较宗教研究使他们的立场不再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排他性。从实质上讲，他们所主张的是一种普救主义，并据此对福音进行了激进的调整。他们让自己对西方神学的排斥重塑了自己的信念，转而用按照自身形象塑造的东西取代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一些美国亚裔神学家试图成为“原创”的本土神学家，从关注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转向关注亚裔在美国的经历，以此作为建立神学的基础。其中一位日裔神学家松冈文孝（Fumitaka Matsuoka）认为，作为神学基础的普遍宗教经验也包括独特的种族经验。因此，民族性是普遍宗教体验的合理表现形式，因此，认真确认民族多样性有助于神学的发展。换句话说，对于身为美国亚裔的松冈来说，种族经历是人类经验大合唱中的一种声音，而神学正是建立在人类经验之上的。
保守的福音派人士很容易看到这种方法的明显错误，并很快拒绝这些神学家的谬论。然而，当你审视亚裔神学家所探索的经验时，他们表达的大部分内容甚至会引起保守派亚裔基督徒的共鸣。
可以说，美国亚裔神学家最常讨论的主题是边缘化。美国亚裔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夹在中间”的边缘史，从未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1882 年的《排华法案》（将华人排除在美国公民之外）、二战期间的美国日裔集中营、1965 年以前的美国移民配额（歧视亚裔移民）——所有这些都强化了美国亚裔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外国人的观念。我和白人的对话常常是：“我来自费城。”“不，你到底来自哪里？”尽管如此，美国亚裔还是很有韧性。永久外国人综合症与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并行不悖，在模范少数族裔这一刻板印象中，美国亚裔被视为高智商、勤劳、成功，同时又没有其他少数族裔群体所具有的种族主义好斗性。[5]
美国亚裔的这种边缘化经历有时被视为基督徒天路客经历的反映，因此边缘化主题可作为美国亚裔神学的建设性基础。不可否认，边缘性是美国亚裔经历的一部分，但福音不应根据我们的经历重新定义。不可避免的是，如果我们赋予经验以规范性地位，我们就会调整福音以适应这些经验。
这种方法的讽刺之处在于，在寻求构建不受西方殖民影响的独特神学时，美国亚裔神学家所采用的方法与现代西方神学家所采用的方法如出一辙。十九世纪，德国自由神学之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所信奉的神学方法同样是将神学和福音还原为经验。施莱尔马赫认为，所有宗教都不过是人类对绝对性的依赖这一共同感受的经验。每一种经验，因而每一种宗教，都同样有效，因为基础是相同的：绝对依赖的感觉。福音再次被简化为经验，给教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6]
我相信亚裔神学家所表达的许多担忧都是有道理的。美国亚裔教会的历史与美国系统化的歧视和种族主义历史交织在一起，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遵循这些神学家的教导将导致美国亚裔教会的死亡。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美国亚裔教会是保守的，他们确实坚持不加调整的福音，即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救赎。但坚持福音和传讲福音未必是一回事。对于亚裔福音派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经历仍然影响着我们对福音的理解。
福音派的许多讲道可以说是道德主义讲道，没有正确理解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赐予的恩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洲文化尤其适合道德说教。亚洲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道德完美为目标，因此很容易简单地把基督教道德标准看成是一种儒家思想所宣称追求“内圣外王”的体验。然而，福音并不是从道德标准开始的，而是从宣告我们道德的不可救药开始的（罗 3:23）。那么，我们该如何传讲“不加调整的福音”，抵挡具有破坏性的道德主义呢？
我深信，我们必须仔细关注圣经中福音的背景。我所说的背景不是指听众的处境，也不是指新旧约中古代近东或第二圣殿犹太教的背景。我们在传讲福音时必须首先考虑的背景是正典背景。圣经是一个有机整体，揭示了上帝的救赎计划，从《创世记》开始，到《启示录》结束。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启示，告诉我们上帝打算如何拯救失丧的人，而耶稣基督的身位和工作则是这段历史的高潮。耶稣基督之前的一切都指向祂（路 24:27），之后的一切都解释了祂所做的，以及祂的工作如何给我们带来益处。因此，无论你传讲圣经正典中的哪一段经文，都是指向基督和上帝救赎的福音。这是医治道德主义的良方，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赚取、可以靠自己达成或夸耀。耶稣基督的福音纯粹是因着神的恩典赐给我们，是在我们悖逆、有罪的时候，而不是因为我们的成就。我相信教会，包括美国亚裔教会，每周都需要被这个不加调整的福音来提醒。
就像使徒保罗一样，我们要传基督，除了基督别无其他（林前 1:23）。耶稣基督的福音仍然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种族问题。耻辱感、羞耻感、边缘化、歧视等等，都可以通过福音的大能得到医治。向美国亚裔讲道的人需要了解这些共同的经历。为了理解这些需要，我建议阅读有关美国亚裔的历史，并与老一代亚裔基督徒交谈。你会了解到他们的挣扎，例如，单一族裔美国亚裔教会的建立不仅仅是语言障碍的结果，而且往往是微妙的种族隔离后果。[7] 这段历史对于了解美国亚裔社区的需要和服事他们非常重要。
了解美国亚裔的历史还有另一个目的。福音呼召我们用爱说出真理（弗 4:15）。虽然美国亚裔教会坚持并努力传讲与所有福音派教会一样的、不加调整的福音，但即使在福音派基督教内部，也仍然有必要解决歧视和谬误问题。在《暑期圣经学校》（Rickshaw Rally Vacation Bible School）材料或《致命毒蛇》（Deadly Viper）等出版物中发现的虚假和具有伤害性的亚裔刻板印象已经广为人知。但有时这些问题更为微妙，而且我承认它们的动机往往是好的。这就增加了处理的难度，但说出真相仍然是必要的。让我举两个例子。
今天，许多宗派的一个共同趋势是鼓励多文化或种族多元教会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化或种族多样性最丰富的城市中心更是如此。这样做的理由有多种形式。从社会学角度看，其中一些教会领袖仍然坚持旧有的“大熔炉”模式，即所有文化都将被同化到通用的美国文化中。[8] 另一些人（我认为他们洞见更加细致）认为，整个社会向后种族美国的转变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9] 他们认为，文化的流动性比过去大大增强了。
如果你从事过美国亚裔的青年事工，你可能目睹过这种现象。许多年轻的亚裔美国人已经接受了非裔美国人嘻哈文化的音乐、语言和着装风格。[10] 根据圣经，这些教会领袖认为神的国度不分种族（加 3:27-29；启 7:9）。事实上，我记得听过一位教会建立者大胆地说，神更喜悦多种族的教会！[11] 虽然这样做的理由不同，但多文化或种族多元教会通常遵循一种模式，即多样性要从带领人开始。因此，白人牧师与非裔美国人、美国亚裔或拉丁/西班牙裔牧师配搭是很重要的。我所在的宗派正是用这些术语来定义多元文化的。[12]
但是，教会领导层的肤色是否总是划分文化或种族的界限呢？如果我建立了一个有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成员的教会呢？根据通常的定义，这不符合多元文化或种族多元的条件。但是谁来定义这些术语呢？这些术语通常是由分不清这些术语的人定义的，更有甚者，他们根本不承认亚洲各民族之间存在差异。这才是一种微妙的刻板印象。
另一种形式的刻板印象（同样往往是出于好意）发生在一些人试图找出文化特征，以便将福音与这些特征联系起来的时候。比如，许多人认为亚洲文化通常被描述为“以羞耻为基础的文化”，他们认为，亚洲人更在意羞耻感，而对罪疚感陌生。[13] 因此，一些牧师和神学家坚持认为，在向亚洲人和美国亚裔介绍福音时，应该只以在上帝面前的羞耻概念为框架，而不讨论任何罪疚的问题。简单地说，他们认为罪疚是西方的文化特征，而羞耻则更多是东方的文化特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微妙的调整，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传播福音，这种态度令人钦佩。然而，在我看来，如果不讨论所有罪人在神的审判面前都会被判定为有罪，你就无法传讲福音（罗 6:23）。罪疚与羞耻是两码事。此外，对亚洲人来说，罪疚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文化概念。可以说，亚洲和中东的法典早于西方。例如，在古代中国，违反皇帝的诏令会导致罪疚、审判和惩罚。所以，这是一种微妙的刻板印象形式，需要小心注意。
是神创造了我们，并呼召我们成为祂的儿女，我们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种族背景，所有这些都是祂创造的。福音是否呼召我们抛弃文化和种族背景？有时的确如此。我们的文化和种族背景不能免于罪。但我仍然相信，文化和种族本质上并不是邪恶的，上帝现在利用这些东西将祂的福音扩展到悖逆的世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4-6 中写道：“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因此，我深信美国亚裔教会在福音工作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以下是三种具体方式。
首先，美国亚裔教会可以帮助更广泛的福音派教会看到福音不仅仅是种族问题。老实说，虽然美国已经取得了进步，但种族紧张仍然存在，甚至在教会中也是如此。美国亚裔教会可以通过与亚裔社区以外的人分享资源来帮助建造基督的身体，并给众教会带去祝福。与其他种族群体相比，美国亚裔富裕得令人乍舌。然而，美国亚裔在慈善捐赠者中的比例却过低。主赐福给许多美国亚裔教会巨大的财富，但美国亚裔教会与他人分享这种祝福吗？当然有，但通常只用于针对同族人的宣教工作。当然，福音不仅仅是种族问题，通过分享神赐给美国亚裔的资源，更广泛的教会将得到祝福，并建立更大的合一，这一切都是为了福音。
其次，对于已经接受福音的人来说，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弗 2章）。与基督联合是新约的一个重要主题。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与祂联合的益处包括称义、收纳为儿女和成圣[14]。此外，当我们与基督联合时，我们的生命也要与基督的生命模式相一致。这是先苦后甜的模式，因为基督在复活升天进入荣耀之前受苦受死（约 16:33；加 2:20）。现在的苦难也许不像基督那样需要肉身受刑，但也许需要像基督那样舍己。我们蒙召受苦的方式可能包括了牺牲自己的舒适、欲望和需要。
在这一点上，如果我可以提出一点批评的话，这并不是许多美国亚裔教会的普遍态度，他们正在寻求的是下一个事工创新，无论是更新技术、改变敬拜风格，还是启动新项目。相反，一方面，牺牲的态度可能意味着教导我们年轻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为了与第一代合一和成长而牺牲自己的舒适。另一方面，第一代必须愿意分享教会的领导权，以鼓励年轻的领袖成长和发展。这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包括维持一个由第一代和第二代会众组成的单一堂会，或者植出一个新的第二代教会，有意保持与母会的关系。也许我过于简单化了，但我深信，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承认基督在荣耀之前受苦的模式也是我们的模式，可以避免“沉默的出埃及”，即在美国亚裔教会长大的孩子离家上大学后永远不会再回到本族教会，或者干脆离弃了信仰。正如海伦·李（Helen Lee）在她为《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撰写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15]
最后，美国亚裔教会可以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发挥战略性作用。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他的开创性著作《下一个基督世界》（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中阐述了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教会惊人的增长。[16] 我从中国、韩国、乌干达和巴西的教会读到和听到的报告证实了詹金斯的研究。
随着这一趋势的继续，基督教事工的前线将不在西方。因此，有人说西方教会在未来几十年里将毫无意义。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西方教会仍然有资源，包括财政资源和实践资源，可以与世界其他地区不断成长的教会分享。然而，西方教会要与非洲、亚洲或南美洲的教会互动，就需要跨文化的敏感性。
谁能比那些一生都生活在双文化背景中的人更好地帮助这一努力呢？大多数美国亚裔既能用筷子吃饭，也能用刀叉吃饭，他们往往能说一种以上的语言，他们能够驾驭其他人会忽略的文化细微差别和习俗。作为一名美国亚裔，我在西方神学院工作，经常有机会扮演文化翻译的角色，以将我的学院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联系起来。我承认，这有时会让人感到沮丧，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在两个世界都有一只脚，而在任何一个世界都无法完全自如。但是，连接两个世界的机会可以促成非凡的合作关系，从而对福音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神学院一年级的教授，我主持了一个研讨会，讨论美国亚裔教会在扩展福音方面可以发挥的独特作用，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和悲伤的时刻。事后，我的一位华裔学生走过来对我说：“我一直以为身为华裔是个障碍。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身为美国华裔也可以是一种优势。”
上帝创造了我们，赋予我们各自的恩赐，包括我们的文化和种族。这种天赋往往会被所犯和所反对的罪行所掩盖。但是，引用谭恩美（Amy Tan）的话说：“它可能看起来一文不值，但它来自远方，带着我所有的好意。”[17] 更妙的是，《雅各书》1:17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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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首次发表于 2020 年“共同致力福音”大会“建造健康的美国亚裔教会”讲座，该讲座由安提阿事工（ Project Antioch）发起。
[2] 就后现代的部分，请参考：Stanley Grenz and John Franke, Beyond Foundationalism: Shaping Theology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2001); John Franke, The Character of Theology: A Postconservative Evangelical Approach (Grand Rapids, 2005); Brian McLaren, A New Kind of Christian: A Tale of Two Friends on a Spiritual Journey (2001).
[3] Soong-Chan Rah, The Next Evangelicalism: Freeing the Church from Western Cultural Captivity (Downers Grove, 2009).
[4] 见Mia Tuan, Forever Foreigners or Honorary Whites?: The Asian Ethnic Experience Today (Rutgers, 1999).
[5] Henry Yu, Thinking Orientals: Migration, Contact, and Exoticism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2001), p. 7; Frank Wu, Yellow: Race in America Beyond Black and White (New York, 2002), p. 40-41.
[6] 见George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Century Evangelicalism 1870-1925 (Oxford, 1980); D. G. Hart, Defending the Faith: J. Gresham Machen and the Crisis of Conservative Protestantism in Modern America (Baltimore, 1994).
[7] Timothy Tseng,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hristianity in a Post-Ethnic Future,” American Baptist Quarterly 21 (2002), pp. 277-292.
[8] 见David Wells, Above All Earthly Pow’rs: Christ in a Postmodern World (Grand Rapids, 2005), p. 93. 支持“大熔炉”主义的文章可参阅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Return to the Melting Pot,” in Ronald Takaki (ed.), From Different Shores: Perspectives 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 (Oxford, 1994) pp. 293-5; 以及回应文章：‘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 “Culture Wars” in the U.S.,’ ibid. 296-9.
[9] 参见David Hollinger, Post-ethnic America: Beyond Multiculturalism (1996); Michael Angrosino, Talking About Cultural Diversity in Your Church: Gifts and Challenges (Walnut Creek, 2001).
[10] Joel Kotkin and Thomas Tseng, “Happy to Mix it All Up,” Washington Post (June 8, 2003).
[11] Manuel Ortiz, One New People: Models for Developing a Multiethnic Church (Downers Grove, 1996); Michael Pocock and Joseph Henirques, Cultural Change & Your Church: Helping Your Church Thrive in a Diverse Society (Grand Rapids, 2002).
[12] “Ministering Among the Changing Cultures of North America,” Mission to North America, Presbyterian Church of America (October 2005), pp. 20-21. 访问网址：www.pcamna.org/about%20us/resources/CulturalAssimilationPaperOctober132005.pdf.
[13] Ken Fong, Pursuing the Pearl: A Comprehensive Resource for Multi-Asian Ministry (Valley Forge, 1999), chapter 5.
[14] 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 69 这样说：无形教会的成员在恩典里所享有的“与基督相通”，就是有分于中保的救赎工作，因而在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以及今世的一切事上，都显明他们与基督联合。
[15] Helen Lee, “Silent Exodus: Can the East Asian church in America reverse the flight of its next generation?”, Christianity Today, 40:12 (August 12, 1996).
[16] 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Oxford, 2002); 另一本是Lamin Sanneh, Whose Religion is Christianity: The Gospel Beyond the West (Grand Rapids, 2003).
17 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 (New York, 1995), pp. 3-4.（中译：《喜福会》）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Does the Asian-American Church Need an Adjusted Gosp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