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治论是二十世纪晚期美国改革宗神学中一个有争议的运动，近年来这个理论的某些部分重新浮现了。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拉什多尼（R. J. Rushdoony，1916-2001 年）、加里·诺斯（Gary North，1942-2022 年）和格雷格·巴恩森（Greg L. Bahnsen，1948-1995 年）等神治论者都是新约圣经的忠实拥护者。巴恩森（1948-1995 年）等人参与了有关旧约与新约关系、摩西民事律的延续性、后千禧年末世论和预设论辩证法的辩论。[1] 拉什多尼和巴恩森去世后，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降温了。然而由于新冠疫情期间的封锁，新的运动重新获得了一些地位。这一波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包括约瑟夫·布特（Joseph Boot）、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e）和道格拉斯·威尔逊（Douglas Wilson）。[2]
虽然早期关于神治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美国长老会中，然而现今这一派别却对浸信会产生了吸引力，迫使浸信会基督徒面对自己的神学与神治论之间的不协调。神治论强调摩西道德律和民事律与新约之间的连续性。尽管在具体细节上存在差异，但浸信会通常认为两约之间是不连续的，并且强调新约之新。[3]
本文不会讨论浸信会与神治论之间是否有微妙的关系，而要探讨十八世纪一位重要的浸信会基督徒约翰·吉尔（John Gill，1697-1771 年）的思想。文章还探讨了自然法的问题，这是道德神学的一个方面，但神治论者却奇怪地否认其有效性。虽然他们强调道德律的永恒性，但却否认了在自然律中存在与“十诫”类似之处的可能性。
吉尔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的改革宗血统以及他对后来的浸信会思想之影响。分析他的著作将澄清浸信会思想与神治论之间的根本区别。[4]
在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1837-1920 年）、赫尔曼·杜伊维尔德（Herman Dooyeweerd，1894-1977 年）和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1895-1987 年）等现代荷兰思想家奠定的基础之上，神治论者教导说，无神论与基督教思想之间没有中立的立场。他们曲解了自然法思想家，声称自然法思想家说自然法对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来说都是中性地带，上帝在这里没有直接的道德管辖，并对这一说法提出指责。
巴恩森将基督教的自然法观点描述为上帝“与祂所创造之世界的普通和持续运作‘相分离’了。上帝选择不直接管理受造界中每时每刻的每个细节，因为‘自然’有其固有的法则，这些法则决定了事物是什么样的以及事情将如何发生”。[5]
诺斯用更激烈的语言写道：“基督徒常常（对这场心灵之战）感到困惑。上帝的敌人向他们兜售了一种商品，即在整个受造界中散布着一些中立区，某类普遍的自然法统治着这些中立区。这是一个迷思”。[6]
在布特看来，自然法是一个源自启蒙运动的模糊而无内容的概念，它说“公共领域不受上帝启示的约束，而受理性或自然法的约束”。[7]。自然法是“圣经法律的主要对手”，但只是一个“抽象概念”。[8] 他认为，基督徒误入歧途才“诉诸古典哲学”，而他称之为 “死亡愿望”。[9]
基督徒应该诉诸普通恩典，而不是自然法，因为普通恩典并不提供“圣经律法的替代性法律结构”。[10]布特认为，自然法的魅力在于“它假装中立”，因此基督徒将其视为“‘非宗教’范式，因此是与‘世俗’领域打交道的有用工具”。[11]
像约翰·吉尔这样的改革宗人士和浸信会神学家会怎么说呢？自然法是一个模糊、抽象、中立的领域吗？在这个领域内，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以在公共领域中走到一起，而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上帝或其律法的概念吗？
仔细阅读吉尔的大量著作，我们会发现一个相反的结论。在吉尔看来，自然法与“十诫”中的道德律内容相同，是上帝积极道德治理的一部分。从创世开始，人类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而且堕落之后上帝的形象并没有消失，因此根据《罗马书》第 1 章和第 2 章，人类知道自然法，这是他们良知的一部分。吉尔对自然法的理解既来自异教思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也来自基督教思想史，尤其是教父们以及他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新教神学家同行们。[12] 例如，他赞许地引用了西塞罗（Cicero，106-43 年）《论法律》（De Legibus）中经常被引用的格言：人民的福祉应该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opuli suprema esto）。这一原则在新教政治哲学中随处可见，例如英国著名法学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 年）的《桌边谈话》（Table Talk ）。[13]
吉尔重要的著作《系统神学》（中文暂译，Body of Divinity，1769-1770 年）是一个有用的起点，他在书中将自然法与堕落前和堕落后的亚当及其后代联系起来。正如理查德·穆勒（Richard Muller）所说，这种区分“对于我们认识自然神学的局限性尤为重要”，因为堕落前的亚当“对上帝在自然秩序中的杰作有着尚未堕落的感知”。堕落需要上帝的特殊启示来对付罪的辖制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使人类能够得到救赎并与上帝建立关系；自然启示无法建立起这种关系。虽然罪人无法认识作为救主的上帝，但他们可以通过自然认识作为造物主的上帝。[14]
吉尔认为，上帝用律法管理祂的理性受造物，这是祂“治理世界”的一部分。这种律法是通过盟约产生的，亚当在盟约中充当了人类联盟的首领。上帝给了亚当一条既“自然又积极”的律法，这是上帝作为世界之王的特权，人类应该遵守这条律法。
根据《罗马书》2:14-15，吉尔将自然法律描述为“赐给亚当，与他同在，写在他的心上，从他存在之初就刻印在他的本性中，他藉此了解创造主的旨意，并接受指示而遵行”。我们看到了这一点的证明，因为显而易见“这一点遗留在众人心中，甚至外邦人心中”作为“每个人的天然良知”。这律法不足以救赎。相反，救赎需要律法在重生时“写在”基督徒的心上（耶 31:33）。在亚当和基督里写在所有人心中的这条律法的内容，“就其实质而言，与十诫是一样的”。这条律法“对亚当和他一切的后裔都有约束力”，基督在《马太福音》22:37 中总结了这条律法，即我们要爱神和爱邻舍。[15]
关于吉尔和自然法，我们还可以说得更多，但我们只需指出，吉尔会对神治论将自然法描述为某种中性、模糊或抽象的概念而感到困惑，这种概念更多地是源于异教哲学而非圣经。在吉尔看来，自然法是上帝在创造亚当及其子孙时赋予他们的，是上帝以护理之功治理其所造之物的一部分。
自然法的内容就是“十诫”的内容，因此，所有人都应该遵守它。虽然自然法不能确定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但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造物主上帝的信息。最初写在人心上的律法不足以拯救罪人，因此需要在重生时重新写上。
神治论对新教自然法传统的解读至少是误导性的。关心自身传统完整性的浸信会基督徒最好将神治论放在一边，接受像吉尔这样神学家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充分代表了改革宗和浸信会神学的精华。
* * * * *
[1] 对神治论历史有帮助的介绍有： Michael J. McVicar, Christian Reconstruction: R. J. Rushdoony and American Religious Conservatis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Molly Worthen, "The Chalcedon Problem: Rousas John Rushdoony and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 Reconstruction," Church History 77.2 (June 2008): 399-437.
[2] 关于后者，参 Crawford Gribben, Survival and Resistance in Evangelical America: Christian Reconstruction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3] 有关浸信会联盟神学（Baptist Federal Theology）的历史论述，请参见 Samuel D. Renihan, From Shadow to Substance: The Federal Theology of the English Particular Baptists (1642-1704), Centre for Baptist History and Heritage Studies Volume 16 (Oxford: Centre for Baptist History and Heritage, 2018).
[4] 关于吉尔，参 Michael A. G. Haykin, ed.,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John Gill (1697-1771): A Tercentennial Appreciatio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Leiden/New York/Köln: Brill, 1997).
[5] Greg L. Bahnsen, Always Ready: Directions for Defending the Faith (Nacogdoches, TX: Covenant Media Foundation, 2000), 228-229.
[6] Gary North, Liberating Planet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Blueprints, Biblical Blueprints Series (Fort Worth, TX: Dominion Press, 1987), 21.
[7] Joseph Boot, The Mission of God: A Manifesto of Hope for Society, 2nd ed. (Toronto: Ezra Press, 2016), 525.
[8] Joseph Boot,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Biblical Law," Jubilee (Fall 2012), 9.
[9] 布特淡化了对自然法各种理解上的差异。自然法理论固然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发展起来的，但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代世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 年）等中世纪思想家以及改革宗传统思想家的观点与后来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明显不同。参 Stephen J. Grabill, Rediscovering the Natural Law in Reformed Theological Ethics, Emory University Studies in Law and Religion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6).
[10] Boot, "Enduring Relevance of Biblical Law," 10.
[11] Boot, "Enduring Relevance of Biblical Law," 10. Italics Boot's.
[12]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关于吉尔精彩地论述更广泛基督教神学与异教哲学关系的摘要， Richard A. Muller," John Gill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A Study in the Reception of Protestant Orthodox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Haykin, ed., Life and Thought of John Gill, 51-68.
[13] John Gill, A Complete Body of Doctrinal and Practical Divinity: Or, A System of Evangelical Truths, Deduced from Sacred Scriptures, 3 vols. (London: W. Winterbotham, 1796), 3:454-455. Cf. John Selden, Table-Talk: Being the Discourses of John Selden, Esq. (Glasgow: R. and A. Foulis, 1755), 143.
[14] Muller, "John Gill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61.
[15] Gill, Complete Body of Doctrinal and Practical Divinity, 3:454-455.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John Gill on The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