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结束两年之后，也就是1867年11月末的一个晚上，美国印钞局的一名清洗主管、塞拉斯缇娅·费蕾丝女士在美国国会不远的路口组织了一个小型祷告会。有不少热情的基督徒前来参加这个祷告会，这些基督徒绝大部分都是浸信会主义者。他们为能够在这个地区建立一间传扬福音的教会而热切祷告。在那个时候，该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教会——什么宗派的都没有。在1878年，他们的祷告终于得到了回应，31个成员共同签署教会盟约并且开始了都市浸信会。他们为这间教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是因为久负盛名的布道家司布真在伦敦牧养的教会名叫“都市会幕教会”。

在二十世纪的头五十年，这间教会稳定地增长，到1950年代的时候成员人数甚至达到了数千人。然后，由于教会带领者的错误，教会出现了人数的下滑，不过当时附近地区的其他教会也遭遇差不多的情形。到1990年代初，教会的主日出席人数只有大约100多人，其中包括著名的福音派神学家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亨利建议教会应当考虑狄马可（Mark Edward Dever）成为他们的主任牧师。狄马可被认为是一个性情有点急躁但又非常聪明的美国神学家，当时他刚刚完成在剑桥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透露一下：狄马可曾经是我的学生，而我于1994年在他的就职仪式上讲过道。）

要翻转这间正在走下坡路的城市教会，他们需要一个有恩赐、有才华、有勇气，又能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的牧师。狄马可正好拥有这一切，不仅如此，狄马可对教会的牧养策略是大部分所谓的“教会增长专家”所不屑一顾的。例如，狄马可的讲道长达一个多小时，而且狄马可在上任后立即从该教会名册上删除了上百个不来教会的人——其中有一些人其实早就去世了。他还开始执行教会纪律，成员们被要求在教会信仰告白上签字，还要在主餐和成员大会上发一个“誓”——至少当时的一位世俗报纸的记者是这样报道教会之约的。会众合唱替换了以娱乐会众为导向的“敬拜赞美”，教会开始唱一些虽然在诗歌本上但是早就忘了该怎么唱的传统圣诗。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当教会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把人吓跑。相反，逐渐地大量的人来到教会，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来到教会、信靠了福音，并且成为了基督徒。国会山浸信会（也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都市浸信会）今天的平均成员年龄是31岁，每个主日教会的大堂都无法容纳来聚会的人，迟到的人不得不站着。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反文化的教会居然成功的事实呢？我们有没有在这里看到约拿单·爱德华兹所说的“神令人惊讶的工作”——一个恩典驱动的、奇妙的、令社会学分析毫无用武之地的现象呢？可能吧！但另一个可以考虑的可能性是年轻一代的人其实对有重量的属灵实质有非常大的渴慕，他们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年轻人只是想找一个后现代的、温和的宗教信仰。他们也并非仅仅满足于停留在那种“爱耶稣但是讨厌宗教”的观念里面。国会山浸信会以神学的深度和对教会论的强调而著称。他们并不像很多福音派教会，以忽视委身教会为代价强调个人与耶稣的关系。狄马可高度强调教会论与救恩论的关联性，他说：“如果不在最后提及教会的重要性，你就无法回答‘什么是一个基督徒’这样的问题，在圣经中基督徒从来不是孤立于教会的存在。”

狄马可是一个优秀的传道人，但他的讲道从来都不以修辞或用语巧妙而闻名。他的讲章中充满了大量的解经，而“解经式讲道”恰好是他为健康教会所列出的九个标志中的第一个。狄马可很少用主题式的方法讲道，他的讲道方式更多地是用逐卷解经的方法（lectio continua），宗教改革时期的慈运理和加尔文也是这样讲道的。不久以前，当他在给会众讲解诗篇143篇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不把圣经打开并且一直看着圣经，听道的时候你很快就会感到厌倦的。我所做的就是按着圣经所说的讲道。”

国会山浸信会被看作是加尔文主义在21世纪席卷美国很多福音派教会这场浪潮的中心之一，这场浪潮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南浸信会（国会山浸信会属于美南浸信会联会）。但是，国会山浸信会的著作中很少直接提及加尔文主义，教会的信仰告白也不是费城浸信会信仰告白（既1689改革宗浸信会公认信条，一份《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浸信会版本），而是用词更少、更精炼的新罕布什尔信仰告白。然而，没有人会怀疑国会山浸信会是宗教改革和清教徒传统的后裔。这间教会拥抱浸信会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加尔文主义领袖们，包括约翰·班扬、罗杰·威廉斯、安德鲁·富勒、耶得孙，以及司布真。

透过狄马可与其他福音事工（例如福音联盟、“共同致力福音”）的连结、透过教会训练和差派出去的教牧实习生，国会山浸信会的神学影响力传播的很快很远。在科林·汉森（Collin Hansen）的探索性新作《年轻的、不知疲倦的改革宗》（Young, Restless, Reformed，中文名暂译）一书中，作者将国会山浸信会看作是改革宗神学席卷北美的因素之一，他说：

美国加尔文主义的复兴意味着美国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发生了很大改变。从清教徒定居新英格兰之后，美国基督教的确发生了很多面向的改变。但是清教徒所敬拜的那位圣经中的神、那位在一切事上掌有主权的神、那位透过在十字架上担当刑罚而彰显怜悯与慈爱的神，今天仍然在俘虏着人们的心。

宗教学家们常常无法理解，为什么基督教的救恩论如此地强调神主动的拣选——马克·吐温借着哈克贝利·费恩称之为“前世天命注定”（ preforeordestination，中文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成时译本），而这种主张“预定论”的神学又为何对世界和文化带来如此之大的影响。对于奥古斯丁主义的积极主张者来说，加尔文主义并不是全部，神的荣耀和神已经预定的恩典才是激励圣徒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如果你认为加尔文主义就等于内化、封闭，对宣教毫无兴趣，你一定不会在国会山浸信会看到这些。因为在他们那里你看到整个教会都积极地参与传福音、宣教、怜悯事工、植堂等等，他们的事工不仅遍及全美，而且还影响到全球的其他地方。狄马可认为，教会的大公性导致教会要和美国很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去争战，这些问题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宗派主义、种族主义和排他主义。

然而，教会离美国国会是如此之近，作为一间大型的福音派教会也常常面临一些问题。狄马可说，“我需要保持福音的中心性，同时尽可能避免在言论中谈及对党派或政治的观念。”他说他的教会成员中有不少积极的民主党人，也有不少积极的共和党人，有很多成员在国会或者美国政府工作。狄马可一方面鼓励和帮助他们确认如此服事自己的国家是神所赋予的呼召，另一方面鼓励整个教会的会众都能够用祷告的心参与政策制定。他提醒会众，他们是另一个上帝之城的国民。教会的信仰告白宣告说所有蒙救赎者的最终忠心是对那上帝之城的，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也是良心的主。

一百五十年前塞拉斯缇娅·费蕾丝和她的朋友们所献上的祷告，即在国会附近有一间传扬福音的教会，今天仍然得蒙垂听。正如诗人艾略特（T.S. Eliot）在他的诗歌《岩石》中所说的：“教会乃是永存之城，她总是在衰老，她总是得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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