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与链接：Reformation Doctrine Fuels Reformation Ecclesiology: A Brief History
翻译：梁曙东
对辛苦打工的人来说，酒吧差不多就是把工资扔进去白白浪费，一无所得的地方。酒吧给人的唯一回报，就是喝醉酒的人的红眼，满口难闻的酒气，还有消失的健康。你带钱进去，出来的时候口袋空空如也。你带着人品进去，出来的时候名声扫地……然后它把你的妻子埋葬在窑户的那块田里，你的儿女进了收容所，但你从酒吧出来，说酒吧是一个好地方，但实际上它是这地上最肮脏的东西。它没有一丝理由继续存在，没有一点好处值得向一个正派人推荐，一点好处也没有。
--孙培理（Billy Sunday）
这说法几乎是再栩栩如生不过。二十世纪初孙培理著名的“贪杯”讲道，向酒类行业下了一份战书。孙培理在全国巡回讲道，在酒吧周围缠绕妨碍它们做生意，甚至用在台上表演棒球跑本垒的方式，发动一场新的社会运动，以此同时传讲得救的福音。[1]他的讲道和他的模式助人营造出“奋兴家”的讲台和受复兴驱动的教会。第一次大觉醒运动讲道人那踏实风格和神学精准消失了，迅速取而代之的，是孙培理和他同侪讲道人通俗的口语，催泪的故事，以及烈火般的社会批判。[2]
孙培理并不是第一个人这样做的人，在他之前有芬尼和慕迪，之后有葛培理。这些人在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教会的教会论，但并不是直接刻意地改变。他们用宣讲改变了教会的教会论。曾几何时，一位立志要当传道人的小伙子是听清教徒90分钟的讲道，听了扎根于圣经经文的动情布道之后，内心受到感动要投身侍奉。现在，年轻的传道人被接地气的言语，奋兴家大爆炸式的结果吸引。那讲台上有火；有像加了催化剂一样的归正信主的事情，立竿见影的果效，还有全国报章的头条新闻。将来的传道人非要上神学院不可吗？传道人应该在深入解经、系统神学和讲道学方面下大功夫吗？要不要在有经验、敬虔的牧师手下受训？在奋兴运动的高潮时期，大概是十九世纪中期，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看来就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不”字。
在这时期，教会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在许多教会，认真规划的整体教会蓝图最后被塞进地下室的一个盒子里。几乎未经正式讨论，教会就适应了这种巡回布道风气，最终把教会本身看作是复兴巡回布道路线上的一座驿站。[3]教会沉醉在全国性报纸关于“灵魂得救”的新闻报道当中，开始改变对自我的认识。牧师不再是神学家，而是首席奋兴家；集体聚会为的是向失丧的人传福音，而不是让相信的人作主门徒；侍奉“成功”就是有大量的人举手宣告“决志”信基督，而不是一家由教义驱动，以圣洁为特征的教会。[4]
特别是在浸信会教会，这种转变未经讨论就发生，同时也令人震惊。毕竟，没有人正式颁布命令，要求这些事情发生，但人不可能留意不到这转变：奋兴运动精神变得流行，正式的教会论遭遇轻描淡写，浸信会教会演变成某样新东西——至少在他们的强调点和正式做法方面有改变。随着教会增长运动方法论的兴起，这种模式达到了顶峰。
教义方面的反向革命
二十世纪末涌现出一种针对奋兴主义的教义方面的反向革命。出现这种反对运动的原因有很多：美国的世俗化，让软性推销基督教信仰变得更难；教会成员名单浮肿膨胀，让实际看顾群羊的牧师日子变得不好过；在性解放运动的余波中，许多婚姻、家庭和个人生活解体，这为拆毁文化基督教助了一臂之力。除此之外，浸信会神学院和大学持续遭遇“讲求中道”的神学渗透，这意味着许多牧师接受训练，开始不信靠圣经，不传讲神全备的旨意，不带领会众了解历史性的福音派教义。[5]浸信会运动对奇怪的观念、新的方法和一本有错谬的圣经产生了兴趣。“不要教条只要圣经”的阵营似乎赢得了胜利，许多福音派（不止浸信会，但包括浸信会）的学校把这种脱钩当成是引以为豪的特点，令人讽刺的是，把这当作纯正的标志。[6]
巴刻、钟马田，以及一度曾被人遗忘的清教徒进入人们的视线。[7]在许多浸信会、长老会和其他人士纠结于分辨自己身份的时候，巴刻和钟马田每年在钟马田的侍奉现场--威斯敏斯特会堂举办清教徒特会，让人重新看到这些十六和十七世纪牧师-神学家的智慧和充满活力的敬虔。在美国，像博爱思（James Boice）和汤姆·内特斯（Tom Nettles）这样的人，开始呼吁长老会和浸信会牧师重回他们的神学根基。人们发现宗教改革并没有消亡。[8]
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这种回归宗教改革救恩论的发展为人熟悉，并有越来越详细的记载。但回归前台的，并不只是宗教改革的救恩论，宗教改革的教会论也随之而来。
重新发现教会论
在救恩论方面开始认真看待圣经的教会，也几乎是不得不严肃看待有关教会的教义。这两个教义是不能分开的；通过让人与基督联合，拯救个人的圣灵，是把个人带来，与用血买来的神百姓联合的同一位圣灵。神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变得孤立；神救我们，让我们进入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汇集了得救脱离世界、被带进保护我们的父神的家的客旅和寄居的人（彼前2:11）。
当牧师意识到圣经有力地宣讲神在救赎这件事上的主权，他们也意识到圣经表明自己就是神百姓的粮。这激发人重新认识教牧职分。牧师并不是首席奋兴家。虽然牧师必须在讲道时刻意对不信的人说话，毫不退缩地呼吁他们悔改，相信基督，但他现在看自己根本的责任，是给全能的神所交给他的信徒群体加添力量。他必须把“凡基督吩咐的”教导给他们，把神全备的旨意作用在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上（太28:16-20）。
这是何等翻天覆地的改变。[9]这种“新”的事奉模式实际上是古老的——非常古老。教义并不是给那种喜欢在教会地下室分析难读书籍的古怪又聪明的人的。教义就是教会的命脉。教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经过整理和综合的圣经真理，它是会众的粮，祝福会众，保护会众，预备会众迎见造他们的神。人们发现，牧师原来并不是生活教练，CEO，治理的人，治疗师，或坦荡自己心扉的讲故事的人。牧师是一位神学家，他的呼召是在医院病房、在婚姻辅导时间、在青年小组、在午餐时段查经聚会、在面对面传福音、在最荣耀的讲台上（诚然如此）用纯正的教义服侍人。[10]
讲道是宗教改革敬拜的高潮，它并不是一篇短讲。讲道是一顿饭食。它牧养人，把人深深带入圣经的经文和经文关乎基督方面的重大意义。[11]虽然我们常常把宗教改革的开始定在路德张贴95条论纲的时候，但实际上宗教改革始于1519年1月1日，那一天慈运理（Zwingli）登上苏黎世大教堂的讲台，开始从希腊文的马太福音第1章开始讲道。就这样，宗教改革重新引入按顺序讲道——一节接一节经文对神的话语进行释经式讲道。
相当多，越来越多的一群现代牧师已被重新唤醒，认识宗教改革的神学与实践，他们发现自己在想：我能做到这一点吗？我敢一周接一周解释经文，稳稳当当讲完圣经一卷书吗？我会被炒鱿鱼吗？这些问题并不是傻问题。在教义软弱、常常以人为中心的美国福音派运动处境当中，这些是真枪实弹的问题。
在许多浸信会牧师当中，这种对宗教改革的再发现带来了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随着宗派的神学院和大学离开“讲求中道”的神学，开始再次教导纯正的教义，许多未来的牧师开始探寻关于宗教改革教会论的严肃问题。这些牧师在解经方面深信唯独信徒洗礼。[12]结果就是大量的人发现，改教家们的神学是他们刚刚心怀敬畏接受的，但改教家们婴孩洗礼的作法，他们难以接受。
但即使浸信会牧师在教会论的一些方面已经与宪制改教家们分道扬镳，他们却发现自己在唯独信徒受洗、以及重生之人才能成为教会成员这些方面，与其他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改教家们有同样的关注。在宗教改革期间，重洗派大声疾呼，唯独信徒组成的教会才符合新约圣经的模式。他们也倡导说，教会和国家是分开的制度，国家绝不能监督或干预地方教会（或更广泛的宗派或教会网络）。
虽然人常常认为，重洗派的激进宗教改革比宪制宗教改革低一个层次，但这场改革却对宗教改革后的教会论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而这种教会论是我们今天必须不断重新加以应用的。虽然重洗派是浸信会族谱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其实早期英格兰的浸信会人士才是现代浸信会教会最直接的同基因前辈。这些忠心的信徒持守坚定的改革宗神学，甚至把这神学牢牢刻写在他们最早的公认信条了（1644年和1689年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1742费城公认信条）。如果现代浸信会运动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转向改革宗神学，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它只是更朝着它的根源发展而已。[13]
结论：我们今天走在哪个方向上？
今年是2019年，正是慈运理根据马太福音第1章讲道500年之后。西方的福音派人士越来越发现自己因着我们的排他主义，我们的传福音，以及我们的性道德伦理方面遭人非难。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一个有意义的基督徒变得越来越难。我们的子孙面对的挑战还会更大。
如果这是实情，那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才好？
我认为，我们需要宗教改革的讲台，宗教改革的牧师，需要关于我们这位圣洁神的宗教改革教义。奋兴主义确实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它赢取灵魂归向基督，但没有提供一种坚强稳固的侍奉、教会或基督徒人生模式。我们需要宗教改革的讲台，这讲台宣告神的荣耀和它的话语，带着圣灵大能的明证（林前2:4-5）。[14] 我们需要宗教改革的牧师，这些人看自己是神话语的神学家，在基督手下作基督羊群的牧者，爱他们所在的教会，用神的真理这美味食物供应教会。最后，我们需要宗教改革关于神的教义，重新看到我们这位圣洁的神心愿得着一群圣洁的民归向祂自己。我们不能满足于臃肿、没有形式、没有重生的会众。我们需要宗教改革的神论驱动宗教改革的救恩论，以此塑造真正的宗教改革的教会论。[15]
那曾经古旧的，现在成了新的；那曾经丢失的，现在被人重新发现；那在属血气的人看来是不明就里、得罪人的，正是神百姓的命脉。宗教改革的火焰没有熄灭，现代美国教会传福音的热情也没有消亡。这道依然说话，而福音依然是神拯救的大能。
[1] 要更深入孙培理这人，请参考Roger A. Bruns, Preacher: Billy Sunday and Big-Time American Evangelism (Urbana, Ill.: Univ. of Illinois, 1992).
[2] 关于这些改变更多的论述，请见Nathan Hatch,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人无法轻易说明这些发展，但Brooks Holifield做了有益的工作，追溯这时期这些发展的变化。见E. Brooks Holifield, God’s Ambassadors: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lergy in America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4] 这种常态有一个例外：帕克大街教会（Park Street Church）的艾肯基（Harold John Ockenga）。要更深入了解艾肯基这特别的人物，请看Garth M. Rosell,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Harold John Ockenga, Billy Graham, and the Rebirth of Evangelicalism (Grand Rapids: Baker, 2008); 也请参考Owen Strachan, Awakening the Evangelical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Neo-evangelicalism (Grand Rapids: Zondervan Academic, 2015)。我们应当指出，对艾肯基的教会论，人需有分辨力，因为在这方面他既推动好的，也推动糟糕的事情。
[5] 要牢牢把握现代更正教的自由派运动，就请阅读Gregory A. Will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859–2009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2009); 也可参考Gary Dorrie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Liberal Theology: Imagining Progressive Religion, 1805–1900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1).
[6] 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准确论证说，令人讽刺的是，“不要教条只要圣经，”这成了一条信条，比之前任何公认信条的陈述更具约束性，思想更狭隘得多。
[7] 狄马可对改革宗再起背景的综述，把握住了宗教改革教义复兴方面这些和极多其他因素。见狄马可，“Where’d All These Calvinists Come from?,” 9Marks, June 18, 2014, accessible at https://www.9marks.org/article/whered-all-these-calvinists-come-from请也参考Collin Hansen那本简明，但极深入的纵览，Young, Restless, Reformed: A Journalist’s Travels with the New Calvinists (Carol Stream, Ill.: Crossway, 2009)。我们还在等一本（或两三本）完全学术性的论述；神学博士生，看你们的了。
[8] 关于宗教改革教义的简短、易读的介绍，请见迈克尔·里夫斯（Michael Reeves）的佳作，《不灭的火焰：宗教改革简史》（上海三联书店）；也见Jason K. Allen, ed.,Sola: How the Five Solas Are Still Reforming the Church (Chicago: Moody, 2019).读者可能会惊奇认识到，改教家们从来没有使用过“五个唯独”或相似的说法。我们只需提一提，路德宗神学家Theodore Engelder和艾米尔·布伦纳（Emil Brunner！）在二十世纪采用了“五个唯独”这说法概括宗教改革的教义，这就足够了。见Owen Strachan, “Glory to God Alone” in Sola, ed. Allen, 128–29n.
[9] 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值得进一步反思。入门著作是Thomas White and John M. Yeats, Franchising McChurch: Feeding Our Obsession with Easy Christianity (Colorado Springs: David C. Cook, 2009)，这是一本勇敢的书。也请参考毕德生对大部分现代事工的尖锐、改变范式的批判，The Pastor: A Memoir (San Francisco: HarperOne, 2011).
[10] 对这种牧养模式简单易懂的简介，请见Jason K. Allen, Portraits of a Pastor: The 9 Essential Roles of a Church Leader (Chicago: Moody, 2017).
[11] 要更多了解宗教改革的讲道学，请参考M. Manetsch , 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 Pastoral Care and the Emerging Reformed Church, 1536–1609 , Oxford Studies in Historical Theology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范浩沙（Kevin J. Vanhoozer）与史朝恩（Owen Strachan），《牧师——公众神学家》（麦种，2016年3月出版），英文版69–94页。
[12] 浸信会释经学有不同支流，包括伦敦公认信条类型的浸信会圣约神学，新圣约神学和渐进圣约神学。读者应参考所有这三种圣约神学，它们对浸信会神学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我发现由Stephen Wellum, Peter Gentry, Tom Schreiner（还有其他人）提出的渐进圣约神学模式与圣经非常吻合。见Stephen Wellum and Brent E. Parker, eds., Progressive Covenantalism: Charting a Course between Dispensational and Covenant Theologies (Nashville: B&H Academic, 2015)。这本书中史瑞纳（Schreiner ）论述安息日的章节特别富有洞见。也请参考Thomas R. Schreiner, Covenant and God’s Purpose for the World, Short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 (Wheaton: Crossway, 2017)。
[13] 要更好了解初期浸信会人士，请认真阅读Tom Nettles，Michael Haykin，以及他人的作品。开始时可阅读，Thomas J. Nettles, By His Grace and For His Glory: A Historical, Theological, and Practical Study of the Doctrines of Grace in Baptist Life (Cape Coral, Florida: Founders Press, 2006); Anthony L. Chute, Nathan A. Finn, and Michael A. G. Haykin, The Baptist Story: From English Sect to Global Movement (Nashville: B&H Academic, 2015). 也见the “Baptist trilogy” by Nettles. 另外可读Jason G. Duesing, Counted Worthy: The Life and Work of Henry Jessey (BorderStone, 2012).
[14] 我们必须苦口婆心地说，这明证不是出于能当场行神迹奇事的能力，而是通过讲道这超自然的事工，它给人带来属灵生命，胜过世界、肉体和魔鬼。因此，这节经文并不是一节讲“神迹奇事”的经文，没有任何一种运动能宣称一节经文唯独供自己使用，这节经文而是一节关于讲道的经文。神赐给使徒后教会的方法和能力，并不是建立在行神迹上；我们看不到有新约圣经经文教导我们如何行出这种神迹般的作为。这而是扎根在纯正的讲道和神话语的事工上——请见提摩太后书1-2章。我们不能像使徒当时那样让死人复活，病人得医治。但我们能在超自然领域做一些更有效的事（因为身体得医治的人，并不必然是在灵命方面归正的人）：请看那靠着圣灵加力量的神话语事工是如何从地狱将灵魂挽救回来的。
[15] 最接近能提供这种呼召的书，就是巴刻研究清教徒的经典著作，A Quest for Godliness: 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 Life (Wheaton: Crossway, 1990).年轻的神学家应相当重视巴刻的模式和方法。在这些方面，请见Leland Ryken, J. I. Packer: An Evangelical Life (Wheaton: Crossway, 2015), 对于要向神和圣经忠心的神学家来说，这本书充满了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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