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标志事工：您曾经是名医生，然后转型成为一名全职的教师和辅导员，您的医学背景是否对您后来的辅导工作有帮助？
迈克·艾姆雷特：这是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完全出乎我的预期。因为我参与地方教会，并且常常和病人有接触，这使我开始思考牧养的事工。这个想法通过在教会的服事得到了外部的印证，我自己也感受到日益强烈的内在呼召。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与这个呼召不断较力，最后我决定去读神学。我当时不认为我一定要成为全职的辅导人员。我希望既从事牧养事工，又能继续兼职作医生。比方说，我就好像看见自己是一位在城市里从事两份工作的牧师。最后我因为基督教辅导和教育协会（CCEF）去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我知道作为一名牧师将参与许多辅导的工作，所以希望得到更好的装备。
九标志事工：您为什么会参加基督教辅导和教育协会（CCEF）？
迈克·艾姆雷特：我第一次接触圣经辅导是我在南卡罗来纳行医的时候。当时有个负担，就是在全美范围内，将圣经辅导老师与基督徒家庭医生结合在一起。这是个很棒的主意。在基础护理中，有许多人是带着心理－社会灵性等各种问题来看医生的。作为医生，我们有很好的牧养他人的机会，但是医生却常常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辅导。作为尝试，我们几个人和组织方以及其他几位受过训练的人士见面。这看上去是不错的配搭，但是分配给我们的辅导人士并不适合作辅导。他非常唐突、生硬，并且不太能与人建立私人关系。几个月之后，我觉得不再适合把病人介绍给他了。我接触到有些人受罪的捆绑以至于引发健康问题。但他给出的方法却千篇一律，“把这句经文写在卡上，当你受试探的时候，把这张卡片拿出来。”这样并没有什么以福音为中心的内容。有一段时间，我决定再也不去接触圣经辅导了。
后来我们遇到另一位辅导员，他和被辅导者有很深的联接。我深受鼓励，但是过了一阵子，我开始怀疑真的能产生长效的改变吗？我知道直接的圣经辅导方式似乎不能与人建立关系。现在这个新的方式似乎与人有联接，但是我不能确定它是否可以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当时我和一个正在参加圣经辅导课程的学生有交流，他不断提起CCEF的名字，我开始对圣经辅导有了些不同的感受。
九标志事工：在医疗领域有没有一些世界观的假设，是普通基督徒或牧师看家庭医生时应该注意的吗？
迈克·艾姆雷特：一般而言，一个非基督徒医师的世界观是把人当作简单的物质来对待。他们倾向于用生理或生物医药等原因来解释遇到的问题，特别是针对情绪或智力方面的问题，精神层面的问题更是如此。当然，无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医生都会把脚踝骨折作为物理问题，但是当涉及情绪和智力，你就能看到世界观的影响力。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基督徒医师，我受到的所有生物医学和生理训练，都使我有意无意地将这两者区别开来。在我看来，圣经是某一领域的权威，但在生物－医药领域，知识则是权威。不过，通过圣经辅导的训练，我开始认识到圣经对生活中的任何问题，都有提纲挈领的解决方法。
九标志事工：如果有人来到CCEF寻求辅导，他们的问题可能是身体的，也可能是心理的，您会鼓励他们在进行圣经辅导的同时寻求医生的帮助吗？
迈克·艾姆雷特：是的，有些时候我会。有些焦虑或抑郁的症状是身体原因造成的。甲状腺功能降低可能造成抑郁。甲状腺功能亢奋可能引发焦虑。因为我的医师背景，我倾向于对人进行综合考量。我会思考——我看到的问题更偏向于属灵问题、人心的问题？还是与身体的关系更密切呢？我希望把这两者都考虑进去。
九标志事工：牧师常常发现和自己对话的人会使用“严重抑郁”“精神分裂”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术语。牧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标签？这些术语有价值吗？还是会产生误导？
迈克·艾姆雷特：我认为这些术语有意义但是也可能引起误解。只要我们了解这些标签意味着什么，认识到它们的益处与风险，这些术语还是会有帮助的。换而言之，我们必须意识到心理学诊断系统的问题与缺陷。有意思的是，即使在精神病学中，对如何区分情绪和智力的反常也有不同的争议。现在使用的精神失常诊断和数据分析手册是第四版，而第五版正在准备中。第五版还没出版的原因是，精神病学的专家们从根本上不清楚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类。
针对这些诊断依据最重要的是，承认这些术语对描述思想、行为、情绪等方面的失常还是有用的，但是它们不是解释。爱德华·韦尔契在《都是脑神经惹的祸》（Blame It on the Brain）一书中讲到过这些。
有些人在看病时，描述他们的感受、经历和看到的。医生把这些结合起来作为诊断依据。
类似地，精神疾病的诊断依据是一系列症状，但问题在于并没有可推荐的客观身体检查可以进行——就像脑部扫描或血液检查。越来越多的人有意对患有强迫症或深度抑郁的人进行大脑模式检查，但是没有人能对抑郁进行特殊的血液检查，或对强迫症患者进行脑部扫描。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描述是很好的，但它们却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一个人会抑郁——他们只是达到了这个程度。它总结了症状是什么，但是却不能告诉你为什么。
举例来说，你看到我脸色通红，跺着脚大喊大叫，眉头紧锁。你可能会说：“哦，你生气了。”然后你可能会问：“你为什么生气？”如果我回答说：“因为我眉头紧锁，脸色通红，四处跺脚。”这不会是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只是用生气这个词描述了很多事——紧锁眉头、脸红和跺脚。
同样地，精神诊断依据也是用一个词，比方说严重抑郁症、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来描述一系列症状。但是这个词还是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挣扎。我认为这些诊断依据会比它们的实际意义更具权威，但在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些描述是有帮助的。
我记得在自己行医过程中遇到一个病人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病。这是个比较新的诊断名称。这时候拿出医疗诊断手册来读一读、了解一下，会有帮助吗？当然，这帮助我预备一些问题，更好的了解这个病人。
九标志事工：您能给予牧师一些建议，如何区别病理和非病理的问题吗？他们可以如何帮助教会里的人呢？
迈克·艾姆雷特：我想第一是先看看有没有生理问题。我要提醒每一位从事教牧工作的人避免走极端。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归结于属灵原因，也不要把所有问题归结于生理问题。常常问一问：“我看到的问题符合福音吗？还是与福音相悖？”如果有些事与福音不一致，那就要问“心理的层面上有什么问题吗？是什么驱使这个人呢？”
第二，牧师要思考这个挣扎潜在的生理问题是什么？我希望知道如果一个人发怒或抑郁，他们的家庭状况如何？是否在工作中受到不公的对待，是否家庭关系紧张，在我与他们交谈的时候，这些都是要考量的因素。同样的，我也需要考虑生理状态。人的两个方面——生理与心理——是互相作用的。我们需要在工作时充分考虑到这两者。
再次，如果你处理的问题是骨折，那你关注的焦点就是身体。如果你的辅导对象爱说闲话和抱怨，那就应该聚焦在属灵层面。但是我不想对此进行简单的分类。因为，我抱怨的时候不可能脱离大脑神经元的参与，所以这些都是互相交织的。
如果有人使用许多药物，很可能会对思想与情绪产生干扰。这些药物很可能有副作用。一个人服用越多的药物（并不仅仅是精神药物、抗抑郁药物等等，也包括抗高血压等简单药物），越有可能产生反应。可能产生睡眠问题，或者在日后产生剧烈症状——这些都可能是生理问题的表现。
很明显，福音更新了我们，但是如果我在之前的45年都是个内向的人，却突然变得非常外向；或者我一直十分节俭，但突然在信用卡上花费巨资。这时，作为牧者，需要考虑你的辅导对象是否身体出了问题。
九标志事工：您参与CCEF的事工，请问贵机构如何训练实习生？
迈克·艾姆雷特：我们的实习生与我们机构的异象“恢复基督为中心的辅导，辅导教会”（Restore Christ to Counseling and Counseling to the Church）很吻合。我们希望装备弟兄姊妹使用与辅导有关的恩赐帮助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实习生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办法。无论是牧师、妇女事工的主任、员工辅导或是青少年主任，都可以获得实际训练，提高他们在事工中的辅导技巧。
九标志事工：你们如何把这些融入地方教会？实习生的角色是什么？
迈克·艾姆雷特：绝大部分的实习生在他们的辅导学硕士或神学硕士的最后一年，几乎都参与在他们教会的服事。有一些在实习的同时参与教会的服事。绝大部分参与带领工作。包括带领圣经学习，或者进行部分教导的工作。在申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参与地方教会的程度，也需要有牧师的推荐信。我们需要从牧师那里知道这个人是可信赖的、受尊敬的，并且积极参与服事。
九标志事工：如果牧师和长老希望在教会倡导门徒造就，他们最需要考虑的事是什么？
迈克·艾姆雷特：我想第一件事（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事）就是牧师或者执事是否活出了被基督恩典更新改变的生命。我之前的牧师常说：“要教会改变，我必须先改变。”我觉得这太正确了。无论是在公开的事工、非正式的对话或是讲座中，如果教导的人员活出了以福音为中心，由心而出的改变，他们才能带领会众做到这些。
这也会在讲道中体现出来，我记得和我前牧师乔•诺弗森（Joe Novenson）聊到，讲更多饱含恩典信息的道，究竟是会增加或是减少辅导的工作量。我们觉得会增加，而且我的经历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牧者能够适当地敞开自己，并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圣经，将会使人们更刚强，人们会上前来说：“我不需要全然完美，我可以敞开自己的挣扎和失败，我能在这里找到帮助。”
翻译：季方。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Sorting Out the Spiritual and the Physic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