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摘自丹尼尔·拜斯的《中国基督教新史》（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Wiley-Blackwell，2011 年），经出版商和作者授权转载，略有改动。我们采用了毛泽东的名句“百花齐放”作为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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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文化大革命作为一起覆盖全中国的事件，虽然当时看来是教会的无妄之灾，但实际上却对基督教在中国许多地方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于 1966 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针对目标并非基督徒或基督教。它的目的是要把毛泽东几十年来亲近的同事、共产党的几位最高领导人赶下台。由于这些领导人控制着党政机关，毛泽东不得不从别处寻找盟友；他的盟友就是解放军和青少年（主要是大中学生）。

这些年轻人热衷于听从毛主席的命令，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中肆意妄为围攻弱势群体（例如，那些与外国人有过任何接触的人），洗劫他们的房屋，殴打他们，有时甚至将他们打死。或者他们会当众折磨和羞辱受害者，导致成千上万人自杀。文化大革命的早期阶段是对中国基督徒影响最大的时期。许多地方的基督徒遭受虐待，甚至很多人因此而死。

按照毛泽东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盟友所设想的，一切真理都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即暴力）从“人民”（由毛泽东替他们发声）中产生。除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读之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都是异端邪说。此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 年秋至 1967 年末），所有宗教都遭到了废除，所有的宗教场所都遭到关闭。这是过去六十年（本文写作于 2014 年。——译注）中唯一一次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铲除基督教的政策（尽管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一些地方政府也曾这样做过）。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个政策才稍有一点让步。因为改革开放，当时有更多外国人在中国生活，而他们中的基督徒需要一个崇拜的场所。

从 1967 年开始，基督教在中国这十年或十一年的历史仍然是个黑洞，其中的细节非常稀少。几乎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供参考，没有统计数据，照片也很少（而且那些照片的来源也不确定）。我们只能看到这些年发生在人们身上或他们所亲眼目睹的轶事。由于高层正在进行生死攸关的权力斗争，很少有人关注文化大革命给社会底层带来的恶果。全国各地的党、政府和其他地方权力机构因文革的混乱而瘫痪或解体。一些地区出现了无政府状态，红卫兵、激进工人和其他一些人参与了致命的武装战斗。在其他地区，军队、党和政府代表组成的联盟维持着脆弱的稳定。在党和政府恢复之前，解放军对整个国家保持着不稳定的控制。

总体结果似乎类似于 17 世纪中叶、明清交替时期福建东北部道明会（Dominican）遭遇的情况。“文革”的动荡为基督教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发展的机会。在这些年间，所有教会都成了家庭教会，其中一些教会显得非常能够适应新形势。信徒中出现了才华横溢、有属灵恩赐的领袖，事实证明他们的传道大有果效并使多人归信。尽管几乎完全缺乏经验证据，但我猜测从 1966 年到 1978 年教会重新开放，在这 12 年间基督徒的人数增加了五到六倍。

显然，这个评估非常粗略。全国各地的情况各不相同，无疑有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就我们所知，传道人所宣讲的信息主要是 1949 年以前未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福音救恩和复兴主义信息，这是大多数在神学上保守的传道人（如中国内地会的传道人以及宋约翰、倪柝声和王明道等中国领袖）所宣讲的典型信息。这些信息大多属前千禧年主义，期待基督即将再临；在很大程度上是五旬宗，即强调“圣灵的恩赐”，比如说方言、预言和医病。真耶稣教会（True Jesus Church）的一些宗派热情和倪柝声的教导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事实上，此时的许多家庭教会都受到了真耶稣教会教导或倪柝声（1972 年死于监狱）追随者的影响。关于新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发展，或者说新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的交叉或者宗教流行是否已经发生了，我不确定我们可以得出比这些观察更进一步的结论。最后：我的估计是当时有五六百万新教基督徒，而且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增长速度非常快。

因此 ，1976 年之后基督新教以一种充满活力的姿态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满目苍夷中脱颖而出，在文化领域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Blossoming Flowers Where Mao Wasn’t Loo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