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戴维斯（Jim Davis）、麦克尔·葛拉罕（Michael Graham）与莱恩·伯格（Ryan Burge）合著，《大离教：谁在离开，他们去了哪里，以及怎样才能把他们带回来》（The Great Dechurching: Who’s Leaving, Where are They Going, and What Will It Take to Bring Them Back，中文名暂译）。Zondervan 出版社，2023 年出版。272 页。
吉姆·戴维斯和麦克尔·葛拉罕在《大离教》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引起我们的注意。“目前我们正经历着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宗教转变，”有四千万人过去每月至少去一次教会，而现在每年去教会的次数还不到一次。（3 页）他们将这些人称为“离教者”。（第 xxii 页）
戴维斯和葛拉罕希望让这些人能回到教会中，他们提出了很多实现这一目标的建议。但这本书并不兜售最新的传福音计划或吸引人来教会的模式。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教会要么继续通过政治权力和文化相关性来追求影响力。或者，它可以接受圣经所定义的身份，即在一个已将基督教抛之脑后的文化中作“被拣选的流亡者”（elect exiles 按照字面翻译，这里出自英文圣经《彼得前书》1:2，和合本的翻译是“被拣选……的人”——译注）。
戴维斯和葛拉罕认为，从根本上讲，这项任务需要的是能够解答后现代时代问题的属灵培育，在神学上忠心且持守基督之真理、良善和美好的讲道，以及在祷告中倚靠圣灵。换句话说，眼下迫切需要健康的教会，而不是成功的教会。
这两位作者与莱恩·伯格和保罗·朱佩（Paul Djupe）合作——他们两位是专门研究宗教与政治的政治学家，这本书是他们对一项多阶段、全国性美国成年人调查做出的分析和回应，其中包括对所有宗派传统中和福音派中“离教者”的重点调查。他们的目标是确定问题的范围，找出大批人离开的原因，并提出让人们回归教会的适当策略。可以说，批评他们的研究设计或定量分析超出了本文评论者的专业范围。但戴维斯和葛拉罕并非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写作。他们以牧师和教会领袖的身份写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有很多洞见。
他们的作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解释了研究方法，广泛地描述了“离教”人群，并思考了其中的利害得失。第二部分介绍并分析了数据，描述了五个不同的“离教”人群。这五个群体是：文化“基督徒”、脱离教会的主流福音派“基督徒”、前福音派“基督徒”、离教的非白人群体以及离教的主流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在描绘了一幅黯淡的图景之后，第三部分探讨了如何通过认真对待他们离开的原因来吸引现在还去教会的人并预防他们在未来脱离教会。其中特别关注了脱离教会风险最大的人生阶段，即青少年和青年时期。最后，第四部分总结了教会前行时的经验教训。
我对本书的主要批评是针对第一部分的。首先，作为非专业人士来阅读和分析社会调查，我有许多疑问。这么多不同的群体提出了这么多离开教会的不同理由，我不禁怀疑“脱离教会”现象是一个逻辑清晰的整体事件，还是许多不同因素的关联和整合。这似乎让人对得出任何重大结论是否可行产生了怀疑。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内容的深入，他们的关注点逐渐缩小，主要讨论了福音派传统中的问题。
我更关心的是他们对利害关系的讨论（第 1 章）。他们思考了一个没有教会的国家在关系、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后果，这样的思考是有益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离教者”的子女将成为“未曾去过教会”者，这将大大改变美国的属灵本质（33 页）。这是一个很好的洞见。但开头缺少对属灵利害关系的讨论。戴维斯和葛拉罕开篇就指出，“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朋友、家人和社区中的人重返教会，这样我们就能围绕着源于福音的人类繁荣建设更美好的城市”（20 页）。
不是这样的！我们关注的最终目标不是家庭的损失，不是宗派的财务压力，也不是可用于慈善事业的资源在减少。这些都很重要，也很有价值，但如果这就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就把基督教变成了达到世俗功利目的的手段，把我们的信息变成了整个社会的成功神学福音。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美好、更健康的国家。但这不是我们的终极关注点。我们最终关心的是如果没有福音，人们就会下地狱。虽然教会成员资质或参加教会聚会并不能确保救恩，但教会所传讲的好消息却是脱离教会者所亟需听到的。
值得庆幸的是，戴维斯和葛拉罕对此并无异议。这一点在第 11 章末尾题为“福音是好消息”的一节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阐述。这才是最终的关键所在，而这一点本应放在前面而不是深埋在他们的论证当中。
尽管有这些批评，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我们很容易跳过第二部分的细节和数据。统计数字常常令人头疼，图表也不总是很清晰，但分析却得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首先，搬家是教会中的基督徒可能做的最危险的一件事情（61 页），牧师们最好制定一个明确的加入教会程序和帮助他们的成员在新地方找到教会的体系。
另外，福音派教会与共和党的紧密结合也赶走了许多人，他们可能认同我们的神学，但不认同我们的政治（72-75 页）。但数据还显示，在许多情况下脱离教会的人可能一开始就不是基督徒，虽然他们宣称相信历史上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正如作者在书末敏锐地指出的，“20 世纪的教堂可能人满为患，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堂里的人都是基督徒”（219 页）。
事实上，关于文化“基督徒”这一章就像是为我的《归信》这本书而写的长长的辩护词。许多人脱离教会的原因在于教会选择了肤浅的宗教娱乐和机械化的归信方式，而不是强有力的门训和呼召人们成为主耶稣门徒的福音。虽然我不认同他们乐观地看待“先有归属感后有信心”（28 页，50-51 页）的效果，但他们说“上帝经常使用普通的（恩典）渠道，再加上被圣灵充满的群体，以此来吸引人们归向祂自己”（ 51 页），这无疑是正确的。参加教会聚会的文化“基督徒”比不参加教会聚会的文化“基督徒”更容易成为基督徒。
毫无疑问，最有帮助的部分是第三和第四部分。戴维斯和葛拉罕明白我们的盼望在于主，而不是技巧和方法。他们也承认，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120 页）。因此，在第三部分中，他们将重点放在了那些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上。这主要归结为拥有门训和传福音文化的健康教会。
他们指出，我们需要帮助人们将他们的信仰与生活联系起来（122 页），并邀请他们到教会来（123 页）。但我们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他们的门训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问题。矛盾、双重标准和虚伪成了太多教会的标志，我们也必须解决这些问题（128 页）。我们需要委身的父母倾听孩子的问题，并且活出真门徒的榜样，而不仅仅只参与政治议题。我们需要培养门徒的教会，它们提供的不仅仅是活动和体验（第 10 章）。
正如作者敏锐地提出：“如果教会领袖所做的只是让基督徒以最小的牺牲获得最佳的体验，那么他们除了有空的时候来一下教会，还有什么理由更努力呢？”(126 页）因此我们要直面脱离教会者离开的原因，倾听他们的批评，有时甚至肯定他们的批评，尤其是在涉及滥用职权或领袖失职的问题时（第 176-177 页），同时也要温和地纠正和批评他们当初离开教会的原因（第 11 章）。这就是第二部分的数据发挥效用的地方，因为它处理了脱离教会者指出的他们停止参加教会的六个具体问题。
但直到第四部分，我才确信其他牧师也应该读读这本书。戴维斯和葛拉罕认为，由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我们正处于属灵培育的危机之中（185 页）。他们的回应是，呼吁我们对福音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不要停留在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从小所接触的救我们脱离地狱的私人化救赎之上（191-192 页），并拒绝效忠政治（左派或右派），因为效忠政治的结果是“为自己得分”（196 页）。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呼吁我们接受流亡者的身份，放弃文化权力的舒适和美梦，通过软弱和依靠主来换取福音的拓展（第 14 章）。
2004 年狄马可（Mark Dever）解释说，他的著作《健康教会九标志》（Nine Marks of a Healthy Church）并不是一本完整的教会论，而是针对不健康教会的“及时处方”（17，28 页）。这个关于健康的处方建议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比如正确地理解福音，从而正确地理解悔改和传福音。它呼吁从圣经的角度理解门训的文化，以及成员制和地方教会聚会的重要性。2023 年，戴维斯和葛拉罕深入探讨了狄马可尝试解决的病症。事实证明，他们的处方并没有改变。
虽然我很想听到更多关于话语事工在解决这个病症中的作用，也希望在利害关系中能更清楚地解释地狱的现实，但事实证明，治疗这个病症的药方并没有改变。解决美国教会人员大量流失的办法不是更好的技术或不同的福音，而是健康的教会。或者正如戴维斯和葛拉罕所说：“前行之路并非创造全新之物，而是回归那古旧的福音。”（236 页）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Book Review: The Great Dechurching, by Jim Davis & Michael Grah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