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种族的对话在当今美国很困难。太难了。不仅在教会外如此，在教会内也如此。
这场对话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它是一场深刻而不可避免的政治对话。我的意思是，它涉及到我们美国政治体内部的关系形态和结构，而这些结构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和我们彼此间建立关系的机会。这场对话很艰难，因为它涉及到人们对正义（justice）的理解，而我们对正义的理解各不相同。它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其中充斥着“压迫叙事”、“白人特权”和“微观侵害”等情绪化、难以界定的术语。
然而，作为基督徒——无论我们是黑人、白人、亚裔还是西班牙裔，种族对话在现今美国令我们感到尤为复杂的原因是，参与这场对话的人要么受身份政治、要么受福音政治的驱动。
身份政治是权力政治。福音政治是爱的政治。前者是一种世俗意识形态，在乌托邦和虚无主义之间来回徘徊。第二种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植根于基督的代赎之义。它没有给人留下任何自夸的余地。你可能会在教会之外找到它的影子和相似物，但它只属于教会。
令人困惑的是，身份政治和福音政治有时会说同样的话，这就像一个假朋友常常模仿真朋友，以至于你开始把假朋友误当成真朋友。身份政治会说正确的话。但它是一个假救主。或者说，它不是救主。嗯，它不是救主，没有救恩，没有救赎。它唯一能发挥的作用就是，它可能会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分裂。
但在福音政治中——哦，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盼望！
身份政治根据人们所处群体来定义他们的身份，无论这些群体是基于性别、种族、阶级、宗教、性取向还是其他（身份特征）所建立的。这是一种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西方民主国家通过 20 世纪的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学到的。在公共对话层面，身份政治旨在为受压迫者发声，并提高公众对这种压迫的认识。这就是我们在竞选演讲、电视访谈节目和工作场所言论规范中所听到的内容。这些内容按照基督徒的思维方式听起来都合情合理。我们曾多次听到神通过先知发出的警告：“祸哉，那些屈枉正直之人！”
然而，在更深、更哲学层面上，身份政治是在后现代主义荒凉的后末日景观中所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个信念。真理已死。个体的自我已经灭绝。剩下的只有部落的力量。人们生活在自己的部落中，并与他们的部落相互认同，而部落本身又一直处于永无休止的战争状态，就像电影《疯狂的麦克斯》一样（Mad Max，是一部 2024 年澳洲后末日惊悚科幻动作片，随着文明世界的崩溃，年轻的女主角被抓走落入军阀所领导的帮派手中。当两个暴君争夺城堡的统治权时，女主角在经历了重重考验后回到家乡。——译注，来自维基百科）。从更激进的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来看，我们的自我意识在我们的对话和语言群体就像寒冬呼出的热气一样转瞬即逝。没有“我”。我们所认为的“我”或“我自己”是我们所在的所有部落之综合：是我们从这个家庭、那个群体身份、那个国家、那所高中、那个职业团体等那里学到的价值观和语言体系。这就像你所吃的食物塑造了你的身体一样，你所听到并吞咽下的话也塑造了你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自我”。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邀请你“对话”就是邀请你重新塑造这个“自我”，因为语言完全定义了我们的部落和我们自己。
例如，想想福音派基督徒在祷告时沉重的呼吸并且一直在重复“真的”（just）一词。“主啊，我们真的求您……”这种带着沉重呼吸的恳切可能揭示了我们对上帝和我们自己什么样的认知？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就会探究这些线索，为了找到所有福音派团体成员身份认同感、力量以及个人内心和谐的源泉。
再想想当今美国对“听起来像黑人”或“听起来像白人”的关注。有一次在大学高年级英语课上（大约是 1993 年），我记得教室里唯一的一位非裔美国人说了“ask”之后就纠正了自己的发音：“ask，我是说，aks……”当时，我可能在心里谴责了他对自己的纠正。但他在做什么呢？我想他是在坚持自己的独立和身份，在与占大多数的白人对抗，而这种坚持并不总是坏事。
因此，在身份政治的世界里，邀请某人参与对话往往是一种政治手段：我对现状不满意，所以我想和你谈谈你认为“你”是谁，以及“我”是谁。请记住，在这种语言体系背后，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没有共同的本质，没有绝对的实质。或者说，完全世俗化的身份政治是这样的。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生活都是由社交构建的：我们自己、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整个社会和道德世界。
在美国种族问题上白人之间往往有分歧。在我非常有限的视野中，政治中间派和左翼的白人会承认“白人特权”的现象以及更大的结构性不公——虽然他们是这种结构不公的受益者。当类似密苏里州弗格森事件的新闻播放出来时，左翼（progressive）博客的博主就会嘱咐说：“现在我们白人不要说话，而要倾听。”
这样的劝告是善意的，也可能有牧师式的智慧，但更偏向政治右派的白人却把这种（对话的）邀请解释为一种权力之举。其政治潜台词是：“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引起社会挣扎和动荡的重要领域，涉及深刻正义问题的领域，我们的肤色使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显得可疑。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别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想！”于是，政治右派就开始怀着蔑视抱怨“白人有罪”的说法。
面对所有这些感觉上像政治正确的种族言论规则，这些白人转身离开，拒绝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因为害怕被称为种族主义者，害怕被驱逐出神圣的公共领域。最后，种族问题对话的最终状态可能比开始时更加分裂。多数派怀疑少数派在试图控制对话控制他们；少数派则加深了对多数派的怀疑，因为他们回避了对话。于是，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每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度比之前都略有下降。
针对这一切，少数群体和左翼的白人认为，美国白人拒绝加入对话——哪怕只是倾听，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之举。特别要注意的是：白人之所以可以置身事外，对对话置之不理，是因为总体而言——权力仍然掌握在白人手中，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在统计数字上构成了多数，还因为结构性不平等的历史模式（比如，你住在哪个社区，那里的学校如何？）具有明显惯性，而少数群体则不可能对之置之不理。他们生活在其中。每天走出家门就像是要再去参加一次种族研讨会。
由此看来，白人拒绝倾听另一方的意见，与其说出于正义不如说出于自身利益。白人不想重新协商权力结构，因为目前的权力结构对他们有利。就像父母面对牢骚满腹的孩子，他们选择了不与之谈判而是简单地关闭对话，因为身为家长他们能够这么做。
但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它仍在来来回回。白人声称，整个对话依赖于其自身的不公正，一种反向的种族脸谱化，或反向的种族主义。例如，上面最后一段的论点假定了一种白人的特权。它假定，因为一个人的肤色是白色他就拥有各种经济和社会优势，而非白人则没有这些优势。一些少数群体认为，对于少数群体所经历的劣势和不公正来说所有的白人都“有罪”，即便是还未涉事的四岁白人小孩也不例外。为什么？因为这个四岁的孩子享受着身为白人所带来的特权，除非她长大成人以后积极反对这种特权，否则她个人就要为此承担罪责。这里的原罪与罪咎概念几乎就像“约”一样，白人父亲的罪会归咎于他所生的孩子，而我们知道，一旦他的儿子有能力，他就会重复父亲的罪。
但请留意，白人批评家认为这种基于结构的审判以其自身的类型化和刻板化为基础——自身的种族脸谱化。白人因其肤色而预先被审判：法官敲下法槌说：“有特权=有罪。”与这个人是谁无关。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无关。也与他们对待少数群体的方式无关。
此外，白人批评家还说这其中有双重标准在运行。身份政治认可少数群体中的分离主义，而在多数群体中这种分离主义是绝对不允许的。公众接受“国会黑人核心小组”、“西班牙裔大学团体”或“亚裔美国人教会”。今天的公众愿意接受“白人”版本的此类机构吗？估计不会。
然而，针对这种少数群体的分离主义和反向种族脸谱化的质疑，少数群体也有合理的回应。少数派中的反驳者说，再看看历史上不同种群体之间的权力差距吧。黑人教会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白人强迫黑人与他们分开聚会。白人至上主义产生出黑人教会！白人公司和教会在提拔亚裔美国人担任领导职务方面做得如何？统计对比数字表明，一点也不好。存在竹天花板（这一概念是由简·玄（Jane Hyun）于2005年在《打破竹子天花板:亚洲人的职业策略》（Breaking The Bamboo Ceiling: Career Strategies for Asians）一书中提出，竹天花板是个人、文化和组织因素的综合，这些因素阻碍了亚裔美国人在组织内部的职业发展。——译注，来自维基百科）。如果正义确实需要平等和公平，我们就必须解决历史上基于种族的不平等，因为它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有时候，这就需要少数群体的呼声和机构资源整合，而对等地让多数群体的声音整合资源就是不公平的。
对话来来回回，每一方都提出了自己的逻辑、正义和权力。白人拥有一走了之、置之不理的权力。少数群体则拥有义愤填膺的权力，因为——至少现在——他们的诉求被视为合乎正义。(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写道：“你可以通过留意谁获得许可发怒以及发怒的原因来判断谁主宰着社会……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就是近期明显的例子。）换句话说，双方都会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为自己的立场谈判。曾几何时，白人要求少数群体生活在白人的世界里，遵守白人的规则，只说白人希望他们说的话，正像杜波依斯（DuBois）所说的。但现在美国的种族对话规则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在发展。情况发生了逆转。白人觉得自己被迫加入了美国的种族对话，并且只能说少数群体想让他们说的话。
说说我自己对这场对话的感受，这种逆转似乎确实合乎公平。做个类比，它体现了摩西和律法的公平。逆转是一种报复，它要求人通过认罪和补救来赢得宽恕。诚然，白人儿女在某种程度上因其白人父亲的罪咎而受到了控诉，这对个人主义的美国人来说听起来可能不公正；但我敢说，这符合圣经的世界观，即如果没有超自然的干预，孩子们会不可避免、千篇一律地重复父母的罪（如出 34:7）。
但无论人们如何看待集体的罪咎和对其施加的审判，我更关心的是，针锋相对难道不会激化矛盾吗？到目前为止，整个对话都是关于权力和权力斗争的，而权力斗争只能通过主张更多的权力来解决。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少数群体和左翼白人希望通过一套严格的对话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掌控当今的种族对话；几个世纪以来，种族对话一直对少数群体不利。因此，由少数群体制定对话规则似乎是公正和公平的。多数群体不值得信任。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多数群体中的成员都在为自己辩解，并暗暗地渴求权力。与此同时，我也能理解为什么白人多数派会对少数群体所主张的控制、看似不对称的正义标准，以及白人特权或白人集体罪责概念中所固有的那种反向种族脸谱化持怀疑的态度。毕竟，少数群体不值得信任。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少数群体中的成员都在为自己辩解，并渴求权力。在谈到犹太人和外邦人时，保罗的总结极好（罗 3:10b-11）：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针锋相对只会激化矛盾，我的意思是说，在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中，我们永远无法建立真正的和解。只有迫不得已的和平。也许，只是也许，不管人们如何定义公平分配我们都可以从制度上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强制性公平分配资源和机会。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用权力的语言进行交易，双方都将继续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另一方，总在怀疑另一方会夺回一切可夺回的领土。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种族历史包括今天的种族对话，与历史上两个相互接壤国家之间的竞争并没有什么不同。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统治另一个国家长达几个世纪，从另一个国家窃取土地和物资。然后，想象历史的风向发生了改变，给了第二个国家一个占上风的机会。假设真的如此，你认为第二个国家一旦实现了平等就真的会停止吗？它不会以正义的名义开始蚕食第一个国家吗？想想《凡尔赛条约》对魏玛德国的要求吧。
当然，与两个接壤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政治竞争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可能与它自己和平相处。
在这里，白人至上主义的悠久历史负有主要责任，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了我所认为的美国种族对话的最大悖论。身份政治忽然降临在白人至上主义之上成为像摩西一样的颁布律法者，以正义和报应相威胁。但要这么做它就只能采用和遵循同样的种族分裂之划分，并且使原本的分裂更加具体化。因此，就像摩西一样，身份政治带来了恰当的定罪，却无法提供救赎。
换句话说，白人至上主义催生出身份政治，就像种族主义催生出种族观念一样，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身份政治更彻底的形式，比如白人至上主义，会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皮肤和性别来对待我们。我是白人，我是男性，这就彻底完全地定义了我。因此，如果你是黑人，或是女性，那么我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你，我也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这场对话，因为不对称的权力将我的标签与你的标签相互敌对。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可逆转。身份政治意味着你将通过我是白人这一事实来解读我所说的一切，就像“你这么想只是因为你是白人！”一样。我不能作为一个人来说话，我只能作为一个白人来说话，或男性来说话。所以不要叫我的名字。叫我白人或者男人。
因此就像之前的白人至上主义一样，身份政治总在承受风险，它不仅会剥夺你我的个性而且会剥夺我们之间的任何联系和共同点。当它看一个人的时候，只看到种族、性别或类似的群体。记住，在这些标签背后它看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看不到将“少数派的你”和“多数派的我”联结在一起的人类本质。当然，我们可能会口口声声说我们有共同的人性：“是的，我当然知道我们都是人！”但是，如果我因为不喜欢这场对话中的措辞而退出对话并且我是一个白人，或者如果你用“你这样想只因为你是白人”而有效地将我排除在对话之外，我们都在屈服于身份政治，我们都将这个划分视为不可改变的。
身份政治把我隔离在白人之内，把你隔离在黑人之内。或亚洲人之内。或女性之内。或其他之内。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沟通，也无法克服我们之间的差异。
身份政治正确地发掘出了白人至上主义和大男子主义造成的不同群体之间权力的不平衡和不公正。这是好事。但只要它坚持我们要继续从根本上根据所属群体的身份来看待自己，它就会使我们之间的分歧具体化。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制造了另一个问题。在身份政治中，我不太可能完全信任你，你也不太可能完全信任我，因为我们之间的差异总是大于共同点。
解决棘手的信任危机和永无休止的种族战争的一种方式就是打破所有群体成员的身份，激进地融合。例如，假设我们集体决定不再区分“白人”、“黑人”和“亚裔”。相反，我们坚持认为只有浅肤色的人和深肤色的人，而这些不同就跟眼睛颜色的不同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目前，这种乌托邦式、破坏多样性的解决方案在解决两性权力失衡方面是最受欢迎的社会方案。从让小学生选择指代自己的代词（he、she、ze、mir等），到塔吉特百货公司（Target）决定取消“男孩区”和“女孩区”，以“儿童区”取而代之，我们的社会正在大刀阔斧地通过消除两性之间的一切区别来消除两性之间的战争。
然而假设我们希望遵守上帝话语所划分的分类，当然也是为了紧贴现实，那么在不同种族之间建立真正和平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福音政治，即爱的政治。
我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可以提供给我们所有的社区、所有的政治谈论和所有的警察部门。你能给摩西什么解决方案呢？他秉持正义要刑罚父和子。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
但我知道也有爱。爱能解开心结，中和酸碱，化解最棘手的堵塞。当我们最好的政治思想都束手无策并宣布时局无望时，上帝之爱通过祂的子民以某种方式实现了正义。
福音政治需要两个基本要素：福音的教义和福音的百姓。
福音教义以共同的创世叙事开始。福音教义从根本上并不将人分为欧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或亚裔美国人。毕竟这么多个标签就相当于一个个不同的创世叙事。相反，福音教义坚持认为，我们都是亚当族裔的后裔，亚当的受造是美妙的。
福音教义以共同的堕落叙事控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拒绝了上帝，并试图利用我们所能用的世俗中的一切：力量、美貌、财富、种族、性别、宗教等等，将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我们都犯了罪。
福音教义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救赎方案，这个解决方案不在我们自身以内，而在我们之外：基督的替罪之义。它没有给人留下任何自夸的余地。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里面的任何东西将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不仅如此，与基督联合也意味着每个与基督联合之人彼此也都联合在了一起（弗 2:11-22）。
还有福音教义应许了共同的荣耀。
换句话说，在福音教义中，多元化和多个群体才能存在，因为我们共享一个关于创造、定罪、救赎和荣耀的叙事。我们的差异真实存在，但其深度远远不及我们的共同之处。
我想大多数基督徒都知道福音教义对于种族和解至关重要。然而我担心，他们经常忽略的是福音的百姓必须通过盟约在地方教会中联结在一起。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这种和解，那么我指着荣耀的福音教义说：“我已经与各个种族的基督徒都和解了！”是毫无意义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脱离教义的理论范畴进入真实的生活，那么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
因此，请允许我谈谈杰里米。杰里米和我一起担任长老，直到他离开去帮助植堂另一间教会。我爱杰里米。有一次，杰里米带着一个非裔美国人一起来教会，坐在他俩旁边的白人非常努力地表达欢迎，并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我很惊讶你喜欢这儿。你知道的，这里的讲道那么长。”天啊，杰里米，请告诉我这位白人弟兄不是在说：“你好，新来的先生！你是黑人，而你喜欢深刻的长篇讲道。这真出人意料！这真让人高兴！”谁能递给我一个抗议牌？或者用更好的方法，让我在爱中对那位成员说点什么！
我想谈谈史蒂文。史蒂文就读于我就读的那所白人居多的神学院。然后，他在我们白人居多的教会中实习。我爱史蒂文。有一次我问史蒂文，在我们的神学部落中，作为黑人基督徒他和白人基督徒待在一起感觉如何。史蒂文停顿了一下，然后说：“J，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总是叫我J。他接着说：“就好像，每个人都很友好，他们很高兴你在那里，但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J，但这个......”说到“这个”的时候，他张开手掌在他的黑皮肤面孔前挥了挥。他的意思是，感觉白人并不总真正看到了他。当然，他们很高兴他在那里。他们邀请他参与有关种族的对话，因为按照规定他们必须这样做。但在友好地拍拍他的后背之后，他们就撇下他走了，去参加他们自己的全白人晚宴和生日派对了。他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是圈内人，但也是圈外人。真希望你认识史蒂文。你会喜欢他的。他那样挥手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
我想谈谈保罗，一个留着辫子、浑身散发着广藿香油味、死心塌地的民主党人士。这位弟兄对政治保守派有一种本能的蔑视，尽管他矢口否认。我和他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近十年来，保罗和我每个月都会见面一两次。这位弟兄爱耶稣，并正在竭尽全力地效法耶稣。我爱保罗，因为他的竭力是我的榜样。他在生活的高峰低谷都坚忍不懈。我可以和保罗交谈。我可以向保罗倾诉我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保罗对我很有耐心。我希望我对他也有耐心。我爱保罗。
我想谈谈乔。有一天乔午餐迟到了。他遇到了警察临检。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但他向我解释当他被拦下时，他如何小心翼翼地摇下车窗，在警察靠近车时把手放在方向盘上，然后在做任何动作之前告诉警察他要做什么，并且做这一切的时候都保持着微笑：“我现在要解开安全带，从手套箱里拿出我的驾照。”我从没想过这样的事。我从不需要想这些。乔有个表弟遇到了警察临检，警察把他的汽车座椅划了个稀烂说他们要搜查毒品。因为他们说他“长得像”某些人。你听过白人遇到这种事吗？我没听过！
我最近遇到了警察临检。当时是凌晨 1 点，我正从费城开车回华盛顿，我超速了，为了保持清醒我喝了很多含咖啡因的饮料、吃了多力多滋玉米脆片。警察让我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到家。我开车离开时在想，如果我是黑人，他会怎么说。
我想谈谈杰森和肯德里克。他们跟我谈起了亚裔美国人在我们教会的感受。杰森是第一个向我提起这个问题的人。我认为他鼓起了勇气这样做，因为我是教会中的长老和老成员。他看起来很紧张。他说他感觉被忽视并且人们按照刻板的脸谱印象对待他。这并不是说人们对他不好或在排斥他，更像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接纳他。杰森只是多疑和缺乏安全感吗？也许是也，也许不是，也许这就是他的经历。
我想用这些朋友真实的名字、真实的经历和我们之间真实的关系来谈论所有这些，因为这里才是需要展开种族对话之处：在教会里，在福音中一群彼此相爱、珍惜、相知的百姓之间。
公开、不带个人色彩的种族对话固然也好，但它们几乎身不由己地要保持政治正确。这就意味着，人们无法承认他们对“另一方”的信任被深深地破坏了。他们永远不能承认“我不信任你。”如果不能坦率地承认信任瓦解了，就不可能有治愈。因此，我们口口声声地说着政治正确的短语，却把这种想法深藏在心底：“我相信跟我长相更像的人。”事实上，我们都不会向自己承认这种想法。然而，当今美国种族纷争的核心是遗留的种族主义，也就是信任危机，至少在种族主义本身不再活跃的地方是这样。
因此，开启所谓种族对话的最佳方式是敬虔弟兄姊妹之间的个人交谈，在福音的爱和信任中彼此联结。我们可以说，种族对话的第一步是建立跨越种族界限的福音性友谊——不是象征性的友谊，而是邀请你参加我的生日派对、去度假、向你承认我的罪并在福音中鼓励你的友谊。毕竟，福音建立了信任，因此福音中的每段友谊都有信任。
如果没有爱，正义和不正义一样都会成为权力的手段，哪怕正义的一方赢了。它所面对的也仍然是对手并且双方不会有任何关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爱有时要求我们放弃权力，而放弃权力会让人感觉脆弱，感觉脆弱才会建立信任。如果今天我们许多种族纷争的核心确实是信任的瓦解，那么除了拥有权力的人开始为了爱而放弃他们的一些权力以外，还能如何恢复信任呢？
一旦建立起了地方教会中的福音性友谊，困难的对话就可以开始了。
我的朋友以撒告诉我，我们教会中有些漠视种族的微妙现象。老实说如果没有像他这样的弟兄来跟我说，我看不出有这些问题。但我不是他。我从没当过黑人。也许我需要他帮助我理解他所看到的。也许我需要他帮助我站在他的立场上看问题。毕竟，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为何事受苦，我就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互为肢体。如果我的教会里存在歧视，以撒和我需要一起反对它。跟我说说，以撒，告诉我你观察到了什么。
我需要杰里米告诉我他为了加入我们教会而怎样舍己地放弃了自己的偏好。在他告诉我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不过他说了我就明白了。我愿意舍己地放弃自己的偏好吗？
我需要史蒂文的倾听，听我解释自己的挫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他确实这么做了。史蒂文非常敬虔，所以他和我在这里分享的其他每个人一样，允许我像跟白人说话一样跟他说话。意思是：他向我担保我们的合一比差异更重要。
他和保罗、以撒、杰里米、乔都允许我说：“弟兄，我能诚实地跟你交谈吗？”然后他们接受了我说的很多蠢话，因为我无知，我无法完全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话，他们知道这点，但他们爱我，原谅我，帮助我理解、成长、跌倒后爬起来，继续前行。
哦，我的这些朋友们和弟兄们！我多么需要他们，需要他们的恩典、耐心和与他们交谈。有多少次，我说了一些没有见识或没有智慧的话，冒犯了他们，而他们微笑着什么也没说，只是原谅了我，继续跟我做朋友！我不需要对这些弟兄设防。想到他们，我只有眼泪和爱。
作为白人，我们尤其需要种族对话。至少，我们需要与教会里少数群体的弟兄姊妹建立真正的关系，我们需要与他们对话。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爱的政治，我们相互冲突的政治逻辑所带来的棘手僵局才能化解。
而且请不要误会，白人多数派比少数派更需要这样的对话。少数群体的眼睛已经打开很多年了。我们需要少数群体中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意识到在我们自己的温室生活经验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世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12 章中呼吁我们肢体彼此相顾，这不正是他的基本观点吗？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成为整个身体。
这不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中继续说的吗？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少数群体中的朋友对我一直很忍耐，就像基督在我犯罪时忍耐我和对我有恩慈一样。在我们进行这场对话时，我难道不应该忍耐和有恩慈吗？是的，这常对话很艰难，非常艰难。但忍耐和有恩慈之人会转身离开吗？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以撒、杰里米、史蒂文、杰森和保罗都停下来，认真地倾听我。他们没有夸夸其谈好像他们知道一切。难道我要夸夸其谈好像我知道一切一吗？当他们有机会对我说一些劝导之言时，我应该为此嫉妒吗？
爱是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种族主义”不是圣经中的词汇。但如果要用圣经语言来描述什么是种族主义，这三个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张狂、粗鲁、追求自己的益处。而我确实曾是这样的人。我想保护自己、为自己辩解（“我不是种族主义者！”）多于我想爱弟兄（“告诉我你为何受伤，我可以怎样帮助你？”）。
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假设对话的另一方确实犯了错。我会生气吗？我会耿耿于怀吗？我的弟兄们没有这样对待我。我向你保证，多年来我也说过一些麻木不仁的话。但这些弟兄们并没有生气。他们没有拿我的罪过来要挟我。(天哪，这是不是让你想起了耶稣！）我是否愿意摒弃愤怒，不计算对方的过错？继续尝试对话吗？
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在我的教会中存在不公义、歧视和种族主义，我应该乐于找出这些问题并努力加以解决。我应该乐于将这些情况的真相公之于众并解决问题。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坦率地说，我对美国的“种族对话”不抱太大的信任和希望。我不认为美国拥有解决问题的合适资源。但我对基督及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抱有盼望和信心。我们有解决方案。我们有福音，它打破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隔阂，也打破了我们彼此之间的隔阂。基督打破了这两个隔阂，通过祂在十字架上清偿罪债之死和从死里复活。
我前面说了种族和好的第一步是在你们教会中建立关系，这句话说错了。第一步是与上帝和好。只有当你意识到无论你与他人之间的鸿沟有多大，相对于有罪之你与圣洁之神之间的鸿沟来说都是渺小的，你才能发现跨越人类鸿沟的力量：与神和好。
唯有上帝才是爱的源泉，真正的爱是《哥林多前书》13 章的爱。唯有上帝才是救赎、宽恕、公义和正义的源泉。了解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圣灵会催促我们彼此相爱。唯有爱能解决争权夺利的针锋相对。唯有爱能使我们化剑为犁，化矛为钩。唯有爱能使我们转过脸来，多走一里路（太 5:39、41）。
在这个星球上首先谈论这些并倾听彼此之地难道不应该是在我们的教会中吗？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Why the Race Conversation Is So Hard
